原标题：教育减负的前世今生

　　在人们惯常的印象里，减负是一个伴随着素质教育而兴的概念，其历史也就二十来年的时间。但事实上，减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在清末新政中，学制改革是新政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清政府在“上溯古制，参考列邦”的基础上，制定了壬寅癸卯学制。按照这些学制的规定，当时的学生的学习年限非常的长，最长的版本中，学生须读到28岁方才能本科毕业。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对清朝留下的学制进行了改革，这也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现代学制改革。这次改革试图缩短教育年限，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这可被视作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首次减负举措。不过这次减负的效果并不明显，学生要学的东西依旧很多。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在一群留欧留美的海归派学者的主持下，中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但由于改革举措与中国的教育界的现实相脱节，故这轮改革并未取得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的内容再度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和西方近现代的科学知识外，又增添了很多特色课程。在新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教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无论出身如何，总之都得做到人人有学上。于是伴随着教育的广泛普及，学业负担也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

　　当时，对于学业负担问题，毛泽东曾明确做出了要减负的表态。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都发出了要求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政策文本。此后，60年代到70年代，连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都受到了干扰和冲击，自然也就没有人再去讨论减负的事了。

　　到了80年代，中国基础教育的重心是忙于在农村恢复基础教育的建制。当时是全国统一高考，教育方针和备考方案都相对简单，学习的过程也就相对纯粹。这时的中国教育界没有迫切的减负需求。而减负再度成为中国教育界的热议话题，是在新世纪之后，是与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相伴相随的。

　　但是，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减负的口号虽然喊得很响，大家却尴尬地感觉到，教育给人们造成的负担不仅没有变轻，反而是越减负担越重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尬局，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改革举措——新课改，绩效工资改革，特色学校建设，家校合作等——存在着与教育改革初衷相悖的地方。

　　（1）在新课改方面：我们推行参与式教学和探究式学习等新理念，但是学生相对较短的在校时间，除了要应对不变的考试的硬性要求外，更不足以完成这些新理念赋予的任务。结果这些任务就全都被推给了家长。家长自然感到负担沉重，不胜其烦。

　　（2）在绩效工资改革方面：我们将用于企业考核的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制度引入到了教育中，对教师的工作业绩进行量化考核，这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教育往往是最难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的。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教导，以及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成长，往往是细碎的是难以被数字所测算记录的。

　　（3）在特色学校建设方面：为了响应不能千校一面的号召，很多学校纷纷想方设法打自己的特色牌，有主打乒乓球特色的，有主打武术特色的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但这些特色往往并不与升学考试挂钩，仅仅是与学校的面子挂钩，而学生却又不得不学。于是这些特色，便让学生在无形中又多背负上了一层负担。

　　（4）在家校合作方面：原来是觉得家长和学校之间隔得太远，但现在的问题是家长和老师之间又走的太近了，这使得老师和家长的自由时间都受到了侵犯。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必须时时关注家校互动的微信群，以免错过重要信息。弦绷得如此之紧，负担自然也就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了。

　　减负的目的本是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充分自由的成长。但是，当减负的措施真正落实下来后，学生的不必要负担不仅没有获得切实的减轻，反倒还给教育活动中的其他主体增添了烦恼。造成这种“兴利不成反生弊”的减负困境的原因，我们在下文中将予以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