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音乐家为什么不考级

　　绝大多数当今活跃的中国钢琴家没考过级，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

　　比如 1982 年出生的郎朗，父亲曾在文工团工作，家里就摆着一架钢琴，为他启蒙的恩师是沈音教授朱雅芬。

　　 钢琴教育家朱雅芬

　　沈文裕从七岁开始跟从川音钢琴系主任郑大昕学琴，王羽佳考入央院附小后师从央院教授凌远， 钢琴教育家但昭义一个人就教出了李云迪、陈萨、张昊辰等 20 多位国际比赛获奖者。

　　其他 80 后钢琴家的成长也多有类似环节：出生于距离艺术更近的家庭，幼年起步就由 学院的教授指导，考入音乐学院附小或附中，上大学的年龄之前就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然后出国深造。

　　中国上一代琴童的这种晋升道路，是仿照苏联的音乐教育体系设计的。

　　这套体系的关键在于双轨制：在普通中小学中，将音乐当作美育的工具;同时广泛建立音乐小学、中学，集中培养天才儿童。

　　提出苏联音乐教育体系构想的音乐家德米特里 · 鲍里索维奇 · 卡巴列夫斯基

　　不过，与苏联相比，中国的现代音乐教育起步晚得多。改开以前，专业人士不但数量稀少，而且集中生活在北京、上海、沈阳、成都等艺术教育发达地区，还多有留学西方或师从苏联专家的危险背景。

　　即使到了 1980 年代，内陆城市能演奏钢琴的老师往往还是一只手就数得出来，有教学经验者更是凤毛麟角，当地人接触郎朗那种音乐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

　　钢琴在当时的中国也极度稀缺，直到 1980 年代初年产量都仅有 1 万多台，哪怕有钱都很难买到，结果产生了投资价值：据时人回忆，1970 年代末托关系花 1000 多元购得的钢琴，弹过几年嫌旧了，竟能以数倍价格出手。

　　当时质量颇受肯定的上海钢琴厂

　　直到 1980 年代中期，一些地方买钢琴都经常会困难重重，各城市的配销数量有限，难免要提前一年预订才能购得，甚至据说有「买一台钢琴须搭配销售 20 台脚踏风琴」的霸王规定。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苏联人买琴要容易得多，80 年代初一台钢琴只卖 560 卢布，相当于城镇职工两三个月的工资，苏联人将其当家具看待。

　　即便如此，在苏联走音乐道路，仍然面临着极为残酷的筛选。

　　苏联音乐教育家拉古金用「金字塔」来描述苏联的初等音乐教育体系。1986 年，苏联各地共有 8387 所七年制儿童音乐小学，260 所音乐中专和艺术中专，28 所特殊中等音乐学校，32 所高等音乐学府。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只有 15% 的儿童音乐小学学生，最终能够走进专业高等院校。可想而知，这套体系的主要作用不是普及，而是选拔出真正的天才。

　　中国的初等音乐教学体系虽然不如苏联这般「金字塔」，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如出一辙，而且地域分布高度集中，很少向广阔天地辐射。

　　在朗朗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时代，共有三千多人报名，只录取 14 人(一说 15 人)。在今天，这个比例更为悬殊，以至于孩子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可以登上地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