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衡中模式”是否加剧了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教育不公?

　　“衡中模式”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公私不分、超大规模。其中公私不分的表现形式是“名校办民校”。

　　房地产开发公司出资和衡水中学共同成立民办衡水第一中学，从此开启了衡水中学借助民办学校之“壳”做大做强之路，衡水中学提供管理团队和师资力量，同时控制着“衡水系”民办分校的招生宣传、教育教学活动、财务流水等等，两者在办学上浑然一体，尽管形式上公办民办分开，但民办学校与作为“母体”的公办学校保持着密切的血脉联系。2018年6月河北省教育厅针对衡中提出的3项整改要求和投资方房地产公司发布的不知情声明均证实了衡水中学干预掌控民办分校、违规办学的真相。

　　“衡中模式”的主要问题之二是对地方教育生态的破坏。杨东平、王帅认为单凭高教育产出并不能说明“衡中模式”的合理性，其中的公平性更值得考究。

　　对此，杨东平等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摘录媒体披露和以往学者实证研究中衡水中学清北录取考生中的城市农村比例以及本地外地生源比重、某国内顶尖学府2005-2009年连续5年的学生中超级中学的录取比例以及超级中学录取考试中的农村户籍比例、衡水当地重点中学的三个“千名”生源构成等数据和事实，揭示了这场高考神话的实质是跨地区大规模的“掐尖”行为，是通过对高分学生和优质教师资源的抢夺和垄断实现的，而民办分校正是实施这一系列违规行为最好的温床，有效规避了政策法规对公办学校招生时间、区域和名额的限制。

　　“衡中模式”集中了全省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削弱和破坏了其他县域的基础教育生态，极大地提高了分数门槛和经济门槛，放大了学生家庭背景的差异，挤压和损害了农村学子和本地学子的教育机会，加剧了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教育不公平。

　　较之以往的研究，杨东平等人的研究不仅总结梳理了“衡中模式”的主要问题，更是挖掘了问题产生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原因，指出基础教育治理困境源于“教育产业化”是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共谋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国家教育投入不足，为弥补公办教育资源不足，加速教育普及化，民办教育引入成为浪潮。然而，实践中政策弊端逐渐显现，一批公办的名校转化为实行民办机制的“转制学校”，公办学校换了一个马甲就可以高收费。各地存在公办与民办不分、“一校两制”的问题，打着法律和政策擦边球的“假民办”出现了设租寻租、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等制度性腐败。

　　杨东平、王帅发现目前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的特点是，在90年代高等教育大扩招的背景下，为了追求规模效益产生的超额利润，公办名校热衷建造体量极为庞大的“超级中学航母”；而且投资方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呈现出房地产业深度介入教育，与名校捆绑发展的新特点。房地产业与教育捆绑发展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一方面房地产业是地方财政的主要贡献产业，因而地方政府热衷于打造超级中学，拉高房地产价格，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超级中学的高升学率、高清北录取率无疑给地方官员带来教育政绩，同时也满足了优势资本家庭的差异化教育需求，“衡中模式”实现了教育GDP和经济GDP的双赢。

　　为了破解不公平不合理的“衡中模式”，保护地方教育健康发展，杨东平、王帅认为地方政府的定位很关键，地方政府应该坚决摒弃功利主义价值观和教育产业化思维，做好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利益的保障者，而非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公司代理人。

　　随着新高考的推进，未来“批量化生产”的超级中学将很难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也难以适应综合素质养成、多元特色化教学的需要。在普及教育和全民教育的时代，应试选拔的价值和制度渐渐不再适用，应当适时提出高中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要想实现基础教育领域的均衡发展，在划清公办和民办界线、明确民办学校弥补教育资源不足的功能定位的前提下，必须打破垄断，控制学校规模，走向小班小校。最重要的根治方法是加大教育信息公开力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动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

　　“衡中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公办和民办不分，以民办学校名义，通过超大办学规模、跨地区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破坏地方基础教育生态，损害了农村学子的教育机会；办学与房地产深度合作，拉高学区房价格，收取高额择校费，具有很强的逐利动机。其折射出的基础教育治理困境是，地方政府扭曲的教育政绩观，以产业化的思路办教育，纵容“超级中学”违规办学。为此，在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背景下，应敦促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治教，规范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的行使，并加大教育信息公开，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同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