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标题:从幼儿园迈向养老院 一个幼师的选择 民办幼儿园倒闭,民办幼儿园裁员,在生育率逐渐下降的环境下,幼教行业处境艰难。实际上,背后的原因
原标题:从幼儿园迈向养老院 一个幼师的选择
民办幼儿园倒闭,民办幼儿园裁员,在生育率逐渐下降的环境下,幼教行业处境艰难。实际上,背后的原因远比孩子减少更复杂。
危机之中,幼教老师正在”自救“。有人被迫转行,也有人主动告别。重新面临职业选择,老师们才发现,过去的积累并不能帮到太多,他们需要从头开始,真正迈向属于大人的复杂社会。
另一所“幼儿园”
去年九月,二十多岁的小张第一天来这家养老院上班,第一印象是安静。它在一座“很高级”的楼里,老人们就坐在养老院的走廊上,有人能自理,有的已经糊涂了。内部的设计倒是她熟悉的,可爱的贴纸粘在告示栏上,或者从天花板垂下,彩色的气球拼成拱门,像是身处另一所幼儿园。
两个月前,她还是一名幼儿园老师。现在,除了负责养老院的活动策划、琐碎的日常工作,护工不在的时候,帮老人翻身、换袋子也要跟着学,“要让家属感觉到我们挺重视这个老人的。”
小张觉得自己适应得挺快。不少工作能在过去幼教的经验里,找到映照——和家属打交道,也是幼儿园工作的日常,这方面她很有经验了;遇到有的老人吵着想回家、哭,她就来哄。都是“提供情绪价值”,她觉得哄老人比哄孩子简单多了,“小孩儿你要给他编(故事),老人说实话就可以,比如告诉他,你乖乖服药了儿子就会来看你,这个事儿一下就过去了”。
她依旧拥有一方“讲台”,只不过台下从吵吵闹闹的小朋友变成了银发老人。小张带着他们唱歌、学手势舞,也演奏音乐,这是她在幼儿园的拿手技能。台下的老人,动作、表情看起来跟小孩儿是一样的,都学得很慢。
小张在养老院中
来到这家养老院之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小张在西安的一所公办幼儿园做老师。这是一份让父母很满意的工作,稳定、有五险一金、假期充足、福利不错。以至于她转而进入养老行业的时候,父母非常不支持。“他们觉得和小孩打交道很有朝气、单纯,和老人在一起思维也会固化。”
小张不这么觉得。离开幼儿园,更多的是重获自由的感觉。累、身体吃不消,是作为幼教老师最直接的感受。公办幼儿园的行政事务庞杂,一场会议三个小时起步,教师技能培训、准备公开课、环创(注:指创造幼儿园内外部环境,包含室内外的墙面设计、活动器材的布置、绿化养殖,营造师生关系、教学风格等等)的压力都在老师身上。工作强度太大,她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半夜两点睡觉。
在她的观察里,这也是周围同事们的常态——工作强度大,身心疲惫,收入少。小张每个月三千多的工资,交完两千的房租就不剩多少了。没办法,她只能趁着周末偷偷做兼职,在培训机构教课,补贴生活支出。
她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收到孩子们亲手做的小礼物、一入园就奔向她的场景,回忆起来真的很开心。不过在那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幼儿园因为疫情停课,剩下的半年,她又被派到教育部门挂职,真正接触孩子的时间只有三个月。
最后迫使她做出决定的,是去年9月那场裁员。她所在的公办幼儿园辞退了许多合同制的员工,虽然她有编制,也不在名单上,但依旧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不知道哪天会裁到自己头上呢?
小张的担心并非没有来由。近两年生育率下降、幼儿园关停的新闻不断,从2021年开始,幼儿园在园人数逐年下降。2023年我国新生儿的数量达到史上最低,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同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减少了五千多所,学前教育专任教师比上一年减少了十七万。
虽然没想好转行做什么,但小张还是下定决心离开。和小张一样,许多幼儿园老师正在走上转行之路,他们在网上分享的去向也五花八门,做客服、销售、HR、美甲的,也有像小张一样进入养老机构的,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这个行业愈发被看好;还有人实在没有找到合适去处,在水果店暂时打工。
现在想想,那是一次有些幸运的离开,两个月后,还在幼儿园的前同事来找小张吐槽,工资好久没有按时发放了。
小张曾经工作过的幼儿园
争夺生源大作战
如果说那家哈尔滨的民办幼儿园,倒闭之前有什么信号,杨悦觉得大概是“老拖欠工资”。从去年十月开始,薪水就没准时发过,过年的时候,她还忙着在微信上催园长,强行要回来一部分。即便这样,她也没寻思过主动离开,和孩子相处下来有感情了,她不想随便换地方。
决定生死的时刻很快到来,今年三月新学期开始,招来的孩子依旧很少。倒闭的消息是突然来的,直到房东拿着招租的条幅贴上那天,她才知道,幼儿园黄了。当时园里还有将近三十个孩子,被匆匆疏散。
对比往年教育部的公报数据,从2020年开始,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就开始逐年下降。杨悦发现,最近两年开始,明显招不到孩子了。“招不够孩子,幼儿园怕教育局检查不合格,就派老师出去发传单招生。”
有时候下午三四点,附近的公办幼儿园放学,杨悦所在的民办园园长就领着一堆老师,去门口蹲守,给放学的家长孩子发传单。周末老师们也没闲着,为了招生,要准备各种免费亲子活动,夏天组织吹泡泡玩水,春天就去做蛋糕、采摘等等。
杨悦所在的幼儿园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片区,周围四五家幼儿园,公办的、民办的都有,一个孩子退园,就会迅速转入附近的另外一家。留住生源的压力,也转移到了幼教老师身上。
孩子的出勤率和老师的收入挂钩,遇上请假的、回老家的、出去玩的,杨悦要想办法和家长沟通,“时不时关心一下——宝贝怎么样啦?老师和小朋友在幼儿园都非常想你。早点回来,落下的课太多就跟不上了。”
招生难带来的后续影响逐渐显现。她发现,孩子变得“不好教”了。家长提出的要求,幼儿园都是有求必应,比如遇上挑食的孩子,杨悦总会被要求“多喂喂他”。她表达过不同的意见,觉得孩子上幼儿园要学会适应社会生活,但被驳回了。“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怕孩子留不住,幼儿园就惯着家长,也惯着孩子。”
尽管付出了不少努力,去年,杨悦带的小班,原本就只有十多个孩子,还是流失了四个。园长在公开的会议和私下的微信交流里,都隐晦地敲打过她。每来一个新生都要叮嘱,一定要留住这个孩子,她感觉身上无形的压力更重了。
杨悦和孩子们在一起讲述者供图
总体生源减少,同时公办幼儿园的数量在增加。二胎政策放开之后,从2017年开始,为了解决“一园难求”的困境,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提出,增加普惠性幼儿园(包含公办和享受政府财政支持的部分民办幼儿园)比例,提高公办园占比,原则上达到50%。
有的老师印象中,短短几年,她所在的区,同一家公办幼儿园扩张到了第七所分园。生育率下降的大环境下,一部分生源转移到公办幼儿园,一些民办幼儿园的招生就更难了。
和公办幼儿园不同,杨悦觉得民办幼儿园的竞争力体现在“学习”上。家长都想让孩子多学点,民办园往往开设许多特色课程吸引生源,比如阅读、识字、算数、手工、跳舞、礼仪等等。后来状况变了,2021年双减政策之后,“不提倡让孩子学太多东西”,进一步增加了招生的艰难。
有的民办幼儿园为了生存和吸引生源,不得不把特色课程转到地下开设。教育部门来检查,园长提前听到风声,让老师把书和学习材料都藏起来。
李园长在广州开办过十几年的“双语教学”特色课程,她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懂幼儿教育的都不会英语,她完全靠自学,成为较早开课的那一批。双减政策之后,就很难再继续。
2022年,李园长结束了上一份合同,接触新的幼儿园时,给出的工资从以往的五位数降到了六七千,而且几乎都是找她去“救场”的——招生情况非常不乐观,一家幼儿园给她的招生数据说,原本一百多孩子现在只剩四十多个,她找了行业内部的人打听才发现,实际只有二十多个孩子。
缩水的薪资,不明朗的未来,每一点都让她感到疲惫,她最终决定离开这个干了二十年的行业。
幼儿园里的孩子
选择的困境
做幼儿园是个稳赚的生意——李园长说,疫情之前,行业内有着这样的共识。她2002年从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投身幼教行业,在她的记忆中,那是幼儿教育的第一个黄金年代,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只要你放个椅子、放个黑板,就给你发牌(办学许可证)”。
第二波热潮是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带来的。孩子多,那时候进入她的民办幼儿园,都需要面试,太调皮的孩子不收,不健全的孩子不录,多开了两个“宝宝班”,还是全招满了,一度超出了规定限额。为了应付教育部门,幼儿园会提前打听检查时间,每次抽两个班,以“社会实践”的名义把孩子带出去玩,避风头。
情况在疫情之后发生了变化。李园长记得,疫情没爆发多久,广州有许多小生意做不下去的家长,就回了老家,也带走了幼儿园的孩子,最严重的时候,她所在的幼儿园空了一半。因为疫情管控,幼儿园不停地关门,也被迫降低保教费,开源节流。
根据中国民办教育相关机构2022年的调查,有33%的民办幼儿园自疫情以来没有收过保教费,36%的幼儿园退还保教费,而保教费本身是民办幼儿院的主要收入来源。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杨枝实验幼儿园孩子们在“微田园”内进行拔草、松土等劳动。
2022年,不愿意接受那份几千块月薪的园长offer,同时遇上疫情封控,李园长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她接触的其他民办幼儿园,境况大多相似。她四十多岁,重新面临职业选择,内心很迷茫。似乎过去这二十年在幼儿园的职业积累,“除了心态良好”,并没有为她的转行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她面试过收银员,宁愿一个月三千块,做简单的工作,也不愿多拿几千,去劳神费心地做幼儿园园长。最终也没能如愿,“可能人家觉得我年龄不太合适吧,没要我”。
最后找到新工作,靠的是英语技能。她进入一家航空公司做地勤,每天在办公室里处理系统订单,和客户对接。有时候排班要通宵工作,她觉得那也比在幼儿园的时候轻松多了,至少下班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不用大半夜还要随时接家长电话,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像李园长一样,一些民办幼儿园的老师转行迫于无奈,也有一些幼儿园老师的离开,是源于职业本身的压力,高强度、上升空间局限、薪资太低等等,其中不乏公办幼儿园的老师。
因为喜欢孩子,刘佳奕早早考了教师资格证,读了学前教育的双学位,抱着满腔热情进入一家公办幼儿园。工作以来,除了收入低、身体和精神上的劳累,也很少有时间和身边的朋友聚会,逐渐她发现,朋友们在谈论工作和社会生活的时候,她已经听不懂了,她能聊的只有孩子。
“幼师”的身份,也没有给她带来被尊重的感受。那时她还和前男友在一起,对方有意无意透露出,“幼师”意味着适合结婚。这让刘佳奕极度不适,她不想被这样的身份捆绑。和前男友分手成为一个契机,她离开了幼儿园,从猎头开始做,这是一个愿意接纳零经验求职者的行业,后来转做HR。
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验之后,收到很多想转行的幼儿园老师的私信,大多是迷茫的情绪,不知道转行能做什么,在幼儿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职业积累。
上一家幼儿园倒闭之后,杨悦也没想好干什么。她想要不再换一家幼儿园试试,结果给她“整害怕了”。“那个班上六个孩子,有三个是特殊孩子,和正常小朋友不一样,有的四岁了还听不明白话,有的一言不合俩人就干起来了。现在生育率下降了,不管啥样的孩子都得招。”
找到现在这份销售工作也是糊里糊涂的,卖卫浴花洒。面对一个陌生的行业,那些价格、材质、功能啥的她自己也没完全整明白,不知道该怎么跟客人沟通。
因为工作强度大、薪水低、上升空间有限等原因,幼儿园老师的流失率一直不低,这是李园长的观察。当年和她一起学教育的同学,只有三分之一还在从事幼教行业,许多人早早转行了。另一位从业十多年的老师说,当初进入这个行业,她想过要干一辈子;而现在,这个行业更留不住人,从2021年起,近两年间幼师人数减少了40多万。除了行业环境的差异,和她刚工作的时候相比,年轻人的想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杨悦就是这样,转行的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点“后悔”的情绪,毕业之后一直在做幼儿园老师,“应该趁疫情早早放弃,干点儿别的去,做个销售、卖个衣服都行,我现在已经二十七了,重新进入一个行业,还是挺难的。不像在幼儿园,每天就跟一帮小孩子打交道,他们的世界十分单纯。”
2024年5月8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飞虹社区孩时乐幼儿园,老师向小朋友介绍微笑日。图源IC photo。
离开之后
在疫情最艰难,幼儿园关闭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黄老师都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干了十几年的行业。那时她在山东的一所民办幼儿园当教学园长,早上四点起床带着老师们一起,准备早饭和午饭,像外卖员一样送到预定的客人手中。她原本觉得自己能在幼儿园干一辈子。
去年,这所幼儿园还是没能坚持住,倒闭了,集团考虑把部分业务转向养老,为老年人提供活动中心。她劝自己,有机会摆在面前,也应该挑战一下了,在老龄化逐渐成为趋势的当下,养老比幼儿园似乎更有前景。去养老机构的前一天晚上,她还是担心得失眠了。
从幼儿园走出,走入衰老的世界。蹦蹦跳跳的早操变成了八段锦和五禽戏;老人们会招呼她,别客气,一起来玩,小朋友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不需要再提心吊胆,紧张兮兮地害怕孩子又磕了碰了,在这些老人面前,她好像变成了小朋友,有了一种提前进入退休生活的感觉,“还挺享受的”。
在西安的小张,已经在她工作的养老院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对迟暮之年来说,一个冬天足够经历四五次生死别离。前几天还在聊天的老人,转头就不在了。她有一个熟识的老爷爷,九十四五了,经历过抗美援朝,天天找她讲过去打仗的故事,耳朵也听得很清。她一度以为对方很健康,突然有一天就听到了他离开的消息,小张心里咯噔一下,空荡荡的。
“经历多了,也就看淡了,好像每个人都有那一步。”这些在改变着她的生命观,“以前觉得长命百岁是最好的,现在我觉得也没必要活得那么久,不遭罪,有尊严,也不给儿女添负担。”
至于这份养老行业的工作,她也不知道会不会一直干下去。“我不能保证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走一步看一步,当下是好的,就是最好的。可能有一天结婚生孩子了,我还会再回去做幼教老师。”
偶尔,李园长还会出来和园长朋友们一起吃吃饭,她们不再谈论园里的生活,彼此都不愿触碰那些压力,她们更愿意聊点开心的、有幸福感的话题。大家同样处在四十岁上下的年纪,有人提前退休去画室帮帮忙,有人回归家庭了,也有人还继续在行业里支撑着。
面对当下的境况,朋友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转行,“身边有好几个园长朋友,从上一家幼儿园出来了,很难找到下一家。没有转行,是因为没有选择,现在上了年纪的幼师大多是中专学历,英语没学过,唱歌跳舞(在新工作中很多)也用不上。”
而李园长不想再回去了。离开幼儿园之后,她终于有了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重新学起了小提琴,也有空给还在上学的孩子做做饭了。摆脱了繁杂的事务,她觉得轻松,“幼儿园的工作,越往上走,90%都是行政类的,和孩子没有关系。”
二十年前怀抱着对教育的热情入行,现在,她依旧喜欢做“孩子王”的感觉。每周她都会去当地的少年宫教英语,即便收入不高,在那里又回归了初心,回到了纯粹的讲台上。
(文中杨悦、刘佳奕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