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加坡父母思想观念转变 正批量生产“躺平的孩子”

　　一直以来，新加坡都是许多东亚家长心中的教育圣地。

　　虽然这个国家的面积还没北京的通州区大，人口也不到600万，但它却能坐拥两所世界排名前30的顶尖大学。

　　而在针对全球15岁学生的能力测验中，新加坡的孩子们，则在去年拿下了所有类目评估的第一名。

　　难怪有人说，其他国家都在批发做题家，只有新加坡在量产精英。

　　正因如此，不少家长都把孩子送到了南洋，期望自家的儿女能够成为下一个周受资。

　　可硬币都有两面，新加坡的教育固然全球拔尖，但这里也跟东亚文化圈的其他国家一样“卷”，甚至还要更甚一些：

　　在创造优异成绩的背后，新加坡小学6年级儿童的近视率常年保持在65%；

　　有超过7成的学子对失败极其恐惧，每10名青少年里，就至少有一人或多或少患有精神疾病。

　　一将功成万骨枯，在新加坡，就连内卷都要突出一个“趁早”。

　　9岁的年龄，30岁的压力

　　2021年，在新加坡的网络上，流传出一则招聘家教的广告。

　　在广告里，发出招聘的家长，愿意为聘用的家教开出一小时300多块钱的薪资。

　　要求则是：该家教需要给一对年仅13个月大的双胞胎，每周补习三次英语和语文。

　　一出生就开始补习，还没学会走路就要学会写字，这在新加坡倒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

　　因为3岁走进补课班，4岁开始备考小升初考试，可以算是一个新加坡精英宝宝的基本成长路径了。

　　有中国家长带娃移民新加坡后，就发现本地班里每个3岁左右的孩子都能读会算，自家的宝宝一下就从学霸变成了学渣。

　　而在上了小学后，虽然新加坡的娃平时只用上半天课，但他们的学业压力却大多有增无减。

　　一位新加坡家长曾这样描述自己上小学女儿的一天：

　　早上6点多起床，下午放学后先去托管中心，然后再被接去补课，回家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连玩都没玩一会儿，就又该睡觉了。

　　在新加坡的《亲子天下》节目里，早上6点40分，小学生们便坐上了爸妈的汽车，开始了一天的征程。

　　即使当时天还没有亮，孩子们也会借着车窗外的灯光，开始一天的早读。

而接下来，这辆车会拉着他们前往学校，前往补习班，前往一切能增加他们学业竞争力的地方，连午饭都要在车的后座解决。

不过平心而论，这样的课业强度，在东亚学生人均卷王的氛围里，并不算特别大。

但在新闻的报道里，你却明显能感觉到，新加坡的学生正在承受着与他们年龄严重不符的巨大压力。

为了准备考试，有中学生会服用治疗儿童多动症的药物，因为这药品里含有的精神兴奋剂，能让他们30小时不睡，高强度复习。

而有小学生则年仅12岁，就因学业负担而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在小升初考试前突然间崩溃大哭。

海外社交媒体上有个小哥甚至发帖称，因为实在受不了高压的生活，他故意向父母报低了考试的成绩，让双亲彻底失望，进而送自己去一所压力较小的学校读书。

总结起来，新加坡大多数学子的压力来源，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怕考得不好。

　　以知名的PSLE考试为例，虽然在概念上，这只是一场新加坡版本的“小升初”测验，但它给考生所带来的折磨，却完全不亚于我们的高考。

　　在《南华早报》的街访中，PSLE让不少新加坡学子在痛苦中“提前成熟”，被迫不得不去理解何谓“人生的压力”。

　　毕竟，在2024年改革之前，该考试可以说是新加坡学子所经历的第一次分流：考生的分数，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考得好，就能进入教育的快车道，去 大学，以后过精英人生；

　　考得不好，那就得去教育的慢车道，读工艺教育学院，将来学个能谋生的一技之长。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模式了

　　而且考完PSLE，也并不意味着学生就可以解放了：

　　在它之后，还有O、N、A三大水准考试摆在那里，就看你能不能一路扛压到底，在高竞争的氛围中厮杀出来。

　　当然了，从制度上看，新加坡的升学结构是非常合理的：

　　不论是你是学霸还是学渣，都可以在一次次的分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任何级别的考试，也都不会是“一考定终身”。

　　总理李显龙也经常安慰孩子们，“别把（这场）考试看得太重”。

　　但制度是一回事儿，执行起来，却可能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因为“怕输”

　　说白了，依据成绩进行分类教育≠成绩本身不重要。

　　譬如说，在小升初考试前，新加坡有个DSA计划，也就是学校直招特长生，即：

　　小学生可以凭借自己优秀的才艺进行直申，在考前提前被学校入取。

　　这个计划看上去，是给成绩一般但有其他特长的同学也能读名校的一个机会。

　　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家长表示，这个“不看成绩”只是说说，基本上能走DSA直招的孩子，你让他不靠才艺直接考，他基本也能考上心仪的学校。

　　而且新加坡那边也有家长担心，这种靠才艺所换来的读书名额，将来到了社会，雇主很可能就不承认。

　　再比如，新加坡政府其实一直都在努力淡化，因考试分流而产生的“教育阶级差异”。

　　早在2012年，时任教育部长的王瑞杰，就提出了让“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的口号。

　　于是，在这些年间，政府取消了学校分级排名，取消了年中考试，将考试类型合并，改革了“小升初”考试的分流制度，就是为了能跳出“唯成绩论”的东亚文化圈的共性，让学生的压力能够小点儿。

　　但政府这边不搞排名了，却架不住家长通过在民间搜集的信息，再一次将学校分成了三六九等。

　　今年5月，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就发了一篇评论，认为时至今日，这个国家的家长对名校依然有一种强烈的痴迷。

　　而在其他调查里，也有79%的新加坡人将大学文凭，视为未来博取成功的关键。

　　所以为了能给自家孩子开出一条“通往名校之路”，新加坡的家长们可以说是用尽办法。

　　像在小学阶段，要想让自家的娃申请到比较不错的小学，家长就需要到该校做一段时间的义工。

　　这个义工名额每年都需要去抢，不论你是张柏芝、孙燕姿这样的明星，还是罗杰斯这样的金融大佬，都需要乖乖去学校干活。

　　而且40个小时的义工时长，你既不能少做，也不能多做。少一点儿，就算作废，太多了，也没有什么加成。

　　而既然家长都这么卷了，他们殷切的期望也难免会传导到子女这一端，推着他们跳进这场考学的竞争中。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加坡教育的内卷，要追溯到这个国家广泛存在的“惊输”文化。

　　所谓惊输（kiasu），其实就是闽南话里的怕输，是凡事都怕落后于别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爱拼才会赢”。

　　在刻板印象的文化里，新加坡人凡事都突出一个抢。看见队伍就要排，看见地铁门开了就要挤。

　　有德国小孩刚来新加坡留学，就体会到了一点点惊输的震撼——这里的人，不论是在食堂吃饭还是在图书馆复习，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拿东西占座。

　　一枚硬币也好，自己的笔记本也罢，不管最后用不用，总之看见座位就要先占上，有总比没有强。

　　该国议员郭晓韵甚至觉得，就是因为惊输，新加坡的企业才会大多寻求短期盈利，而不去追求有风险的创新。

　　但反过来说，“地小人稠”的新加坡能用不到60年的时间，一跃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与其国民惊输争强，害怕掉队的性格也是密不可分的。

　　就像该国国立大学的研究员梁振雄所言，惊输是“新加坡人的一种生存本能”。

　　而具体到升学考试这一块，别的不说，单说新加坡有个很大的教育类网站，其名字就是“惊输”的英文拼写。

　　就跟其他大城市一样，竞争也是每一个新加坡人，一出生就需要最快学会并且使用一辈子的重要技能。

　　除非，他们离开这里。

　　在东亚各国的中产和精英们，将新加坡视为他们未来的“应许之地”的同时，据《南华早报》报道，2018年新加坡有近3成的年轻人正考虑在5年之内移民离开这里。

　　围城内外，皆为内卷。

　　而留下的那些新加坡年轻人，则理所应当地走向了和其他东亚文化圈年轻人一样的未来：不生。

　　2023年，新加坡全国仅有3.5万名新生儿，生育率跌至0.97的历史最低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国的英文媒体zula上，有一位29岁的女用户写了一篇引发热议的文章，名为《为何我像我一样的“Y世代”们不想要孩子，这事儿跟钱无关》。

　　在文章里，该女子直言在高度发达的新加坡，养娃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只是她感觉，自己和同龄人，现在都存在着一种名为“青年危机”的精神困境：

　　我们作为教育体系的完美产物离开了大学，而我们的创造力、梦想和抱负都被扼杀了。我们已身处痛苦中，仍得进入一个“嘲笑我们踏入现实世界”的工作场所中，我们感到害怕。

　　在竞争的氛围里出生，在内卷的战争中成长，从小到大，人生的目标只有赢、赢、赢。这样的人生，不少新加坡年轻人，真的不想让下一代再接着过了。

　　毕竟，在任何一个社会，所谓的精英和人杰，永远都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派。

　　大部分人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法成为大逃杀最后的胜者，都只能默默去做鲜花旁边的绿叶。

　　而那些拼尽全力也没能成为精英的孩子，消耗了大部分的青春时光在书山题海里挣扎，在残酷的竞争中被迫拼杀，到头来面对自己疲惫而空荡的人生，实在会忍不住问一句：

　　这一切，真的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