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第一位跳地戏的女人 看农村教育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胡成英是长顺县屯堡村寨第一位跳地戏的女人。

　　地戏是明朝调北填南时屯守背景下兵士们演武操练的娱乐形式，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当地不成文规矩“女人念佛，男人跳戏”的影响，“女人不能跳地戏”是一种农村的习俗。

　　然而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乡村空巢化的影响，这些原本植根于乡土民俗的少数民族文化“断裂”明显。屯堡村寨里的地戏艺人是平均年龄在70至80岁的高龄老人，年轻人外出打工也不学习地戏。

　　胡成英忧心忡忡：如果学校再不传承，恐怕地戏会消失。

　　民族文化传承断裂背后，折射出了农村教育的另一大问题：标准化、城镇化、让农村教育缺失了乡土特色。缺乏对脚下土地的认识，就很难谈乡土热爱，这也是农村进一步留不住人的原因。

　　在《只有“屏幕”难以改变命运，农村教育公平的实现需要更多可能》一文中，我们重点讨论了“城挤”、“镇宿”、“乡弱”的农村教育格局和农村教育公平面临的诸多问题。在农村教育的未来中，乡土教育同样是需要重视的核心议题。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乡土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未来”发布会上，中国科学探险协会青少年科学考察工作委员会展示了反映长顺县“乡土教育”的探索实践纪录片《这方热土这方情》。纪录片在积累十年影像资料基础上，历时三年拍摄制作，记录了长顺县成其灵校长和地方老师、学术界、县政协、民间机构乐施会等各种主体在探索“一个小而美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实践上的努力，是一个乡土教育有益的探索和示范。

　　胡成英是当地马路乡幼儿园园长，也是一个对当地刺绣、山歌等民俗文化十分熟悉的地方“文化精英”。第一个跳地戏的女人就是在乡土课程试点模式中涌现的案例。

　　乡土教育的实践与落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对长顺县乡土教育实践的评价是：很深入很丰富，没有局限在一般校本课程的模式中(仅编写课程，增加了知识)，而是突出了联动互动。教育通过将课堂拓展到了乡村社区之中，把学校和社区密切联系起来，带动了整体乡村乡土文化的发展。

　　那么，长顺县的乡土教育的校本课程究竟是如何编制和实践的?分三步走——

　　第一步，调研。我们有哪些乡土文化资源，他们分别是什么样的，有着怎样的历史，现在发展如何。这需要地方文化精英的支持。

　　第二步，编制教材。在诸多地区性知识文化中筛选值得学习的精华，如何结合知识学习、主题讨论、戏剧教育等多元的学习方法，编制教学教案，系统性学习乡土文化。

　　第三步，社区课堂联动。教学实践中，把乡村社区中“文化精英”请到课堂中当老师，把学习的课堂从校舍搬到社区中，让学生和乡村社区联系更紧密。

　　在落地过程中，一定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

　　传统习俗限制：如“女人不能跳地戏”的习俗花了胡成英一年的时间和当地的地戏艺人沟通说服。“认老根，打亲家”是说服乡村社区中“文化精英”的技巧，最后胡成英就是以“女徒弟”的身份向地戏艺人拜师成为了屯堡村寨第一位跳地戏的女人。

　　做完就断档：项目制的一个问题在于缺乏后期持续改变和完善教材的动力，在长顺县试点校推广到县属其他学校的过程中，需要对教材做针对性修改。长顺县通过和学术界合作，以课题研究的方式来持续跟进。

　　各地乡土文化差异大：即使是同一个县，不同村的乡土文化也有明显差异。为了让校本教材更灵活可修改，长顺县采用了活页校本教材，即不出版、不发行、电子PPT形式的方式，在电子屏幕基本“班班通”的技术支持下，相比纸质教材能有效降低成本，“今天编明天上”，时效性也更强。

　　师资匮乏：“师资平均年龄大，缺科目老师”的问题在长顺县可以通过特岗老师招募的方式缓解。但特岗老师虽然受良好示范教育，学科知识强，但在地方性知识层面由于外来人的身份很难真正了解。这是乡村老教师擅长的地方。在乡村，学校老教师往往就是地方上的“文化精英”，由他们来做校园文化工作，和精通地戏、刺绣、山歌等地方性知识的手艺人紧密联系，带动社区和学校的乡土文化整体发展。

　　目前长顺县的乡土课程仅面向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课时安排上每周有固定1课时的乡土课程，一学期18周，两个学期即可以学完全部乡土教材。在固定的乡土课程之外，语文、历史等学科中也会逐步渗透乡土教育的内容，扩大乡土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除了课时的拓展，长顺县也在探索把课程不断向年龄段两边延伸，向学前幼儿园和初中年级学生覆盖。

　　介绍完长顺县的乡土教育实践，还想来讨论下农村教育未来的几个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长顺县的乡土教育试验可否复制?

　　资金和对校长的评价压力是乡土教育复制、推广难的两大客观因素。长顺县之所以能够开展乡土教育，离不开这两个层面的支持。据介绍，长顺县乡土教育的实践项目花费约在50万元，资金来自民间组织乐施会的支持。东部地区财政预算充足，自然能有预算发展乡土教育，中西部地区则不然。评价维度上，升学率和毕业率是评价校长的核心维度，那么乡土教育的推广动力就会受限。

　　政策没有缺位。今年5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就两类最难的学校发展建设提出了具体措施，涉及布局规划、办学条件、师资建设、经费保障、办学水平等多个方面，其中经费保障部分提及“乡村小规模学校按100人拨付公用经费和对乡镇寄宿制学校按寄宿生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农村教育?背后是对“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农村教育?”的思考。

　　有观点认为，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让教育永远摆脱不了筛选性。普遍教育水平的提高很有意义，但大学可承载学生数的有限意味着总有孩子被排除在外。客观事实上，这些落后的孩子多来自农村和草原等基础教育资源匮乏的地方。

　　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讲，大学或许就不在规划中。对于这样的孩子，教会他们自信、学会学习，热爱家乡，拥有建设更好家乡的能力，更好生活或是农村教育的命题。因此乡土教育显得更加重要。

　　基础教育质量和机会公平依然是农村教育的重大命题，但上述观点也值得参考。

　　从小规模学校开始

　　关注农村教育的未来不仅是为了扶贫和乡土文化抢救，而且更是有前瞻性。对于农村教育而言，小规模学校或许会是一个好的突破口。

　　在刚过去的罗振宇跨年演讲中，也提到了一所具有前瞻性的小规模学校：四川广元范家小学。百人规模的学校让教育个性化有了可能。“小规模学校也可以办得很好，好像一个国际学校放在了特别山村的地方，让人感觉走错了地方”。其他有舆论传播亮点的小规模学校的还包括富文乡中心小学、石龙小学等。

　　2016年国家统计数据则显示，全国普通小学在校生9913.01万人，其中城区3267.18万人、镇区3754.10万人、乡村3558.77万人，农村在校生占全国三分之二。不足百人的小规模学校共12.31万个，其中乡村有10.83万个，占全国总数87.98%，这些处于“信息孤岛”的老师，正在陪伴全国三分之二的小学生成长。

　　农村教育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