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咏：我与西安美院擦肩而过

　　29日上午，知名主持人李咏去世的消息传出。腾讯文化经授权，刊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李咏自传《咏远有李》部分章节。

　　高中时我回到了乌鲁木齐。我不爱说话，自我封闭，绘画就是我与外界的交流。高一开学前，去学校领了新的教科书。两三天的工夫，课还没上，我已经给所有的语文课文都配好了插图。

　　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我就在小本上画《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人物按照“魏、蜀、吴”分类，公孙权、孙策、孙瑜、曹操、刘备、赵子龙、关羽、张飞……我甚至不需要参照，全凭想象，精细的白描手法。一页一个，一晚上能画四五个。

　　画完了，我把它拿去跟同学换邮票。一本二三十页的“三国人物”能换到一枚或一套很好的邮票，数不清我一共画过多少本。我并不懂集邮，到底值多少钱，无从考证，只是心爱换心爱罢了。后来才知道，也有值钱的，比如“全国山河一片红”。

　　我所在的乌鲁木齐铁三中是铁道部重点中学，也是全国重点。高一那年，我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联合校团委，发起、组织了一次铁路系统的黑板报大赛，规模覆盖数十所中小学，规格相当于整个乌鲁木齐市。当时的我，对各种绘画技法都有涉及，粉笔画尤其拽得厉害。

　　有三天的时间，我没有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一个人在一块长约4米的黑板上，照着一本画册，用白色粉笔勾画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作品之一——《五四运动》。操场上人声鼎沸，枪鸣炮响，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这一切于我只是遥远的背景，尽可充耳不闻。我的眼里只有线条、色块、明暗、凹凸，耳边只有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天青年学生们在高喊口号，慷慨陈词。既不知道饿，也不觉得累……

　　我的作品不参加评选，只作为展示，几乎乌鲁木齐市所有学校的校长、主要领导，都来观摹这幅画，无不啧啧称奇。

　　各校参赛作品以照片形式寄来，经过评委会评分，颁奖大会上，由我来宣布获奖名单。

　　学校大门口的“着装守则”白纸黑字写着，男生不许留长发，教导主任拿着一把剪刀站在门口，违者就地处理。也不许穿喇叭裤、榔头鞋。可我就是这么副打扮——您要是让我现在回去换发型、换衣服、换鞋？我倒没问题，操场上那几百号参加活动的老师学生，只好麻烦他们等等了。

　　结果，当然没人把我怎么样。

　　长发、喇叭裤、紫红色大头皮鞋，我站在高高的领操台上宣布获奖名单。没错，我倨功自傲，我有恃无恐。但是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何谓“宽容”，心中只有两个字：感激。

　　自从在黑板报大赛中小露锋芒，学校发现我是个“绘画奇才”。过了些日子，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来新疆招生，教导主任热情地鼓捣我去面试。我稀里糊涂带着大量素描，一些水彩、水粉作品，以及一幅油画，去了他们的招生点。

　　西北民院的老师看了我的素描作品，赞不绝口，天生的油画家坯子，问我：“毕业证带了吗？”

　　“什么毕业证？”我一头雾水。

　　“你高三毕业没有毕业证吗？”

　　“我，我开学上高二。”

　　“我们这是大学，招高中毕业生，你高二来干吗？”老师大为光火，空欢喜一场。

　　一年多以后，临近高考，班主任老师建议我报考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美院没有面试，只要求考生将相关作品邮寄过去，合格者直接进入复试。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制度不严谨，给滥竽充数的人提供了方便，随便把谁的作品寄过去冒充一下不就行了吗？而复试只是考一些简单的常识，基本上起不到甄别人才的作用。最后一关，文化课考试，以我当时的成绩，一考一个准儿。

　　我挺“洁身自好”，不愿意和一群有可能“滥竽充数”的人混在一起。另一个使我犹豫的原因是郭鸿儒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画画是讲究血统的。”我没有这个血统，未来能走多远，很难说。我冷静地考虑了几天，决定放弃美术专业。

　　这令很多关心我的老师大失所望，他们反复劝我，千万慎重，这可是本科文凭啊。可我没有改变主意。

　　一个画家就这样“夭折”了。

　　多年以后我又重新拾起画笔，是为了女儿。

　　女儿学画，我为她请了一个私人教师，教的都是中规中矩的东西。我在旁边看得兴起，没跟女儿商量，就当上了她的业余老师。

　　我给女儿上课，走的是“野路子”，不规律也不系统，全凭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她在幼儿园信笔涂鸦的作品我也都保留着，印象派、立体派，完全没有章法，随她发挥吧。

　　我喜欢让她边玩儿边学。一张白纸，我先把四个角折进去，告诉她绘画讲究留白，折进去的部分不可占用。然后问她：“你看到了什么？”

　　“公路、汽车。”

　　我把这两个词写在小黑板上。“还有什么？”

　　“山、水。”

　　我又写上，“还有呢？”

　　“还有好多人在摘樱桃。”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叫元素。现在爸爸要把元素按远、中、近分开，然后……”

　　好的画作，贵在“栩栩如生”。当然，其中有技巧问题，有想象力问题，还有是否用心观察的问题。把看到的东西铺排有致地展现在纸上，对孩子来讲有难度。于是我先帮助她整合这些元素，区分开远中近、黑白灰，她再来画。画好以后，我在原图上修改。一边修改，一边给她讲什么叫“比例”，什么叫“构图”，什么叫“逻辑”。

　　“画画，不但要画你看到的，还要画你想到的，感受到的……”

　　仿佛时光倒流，我随女儿回到童年，回到自己撅着屁股趴在桌子上画乌纱帽的那个混沌初开的夜晚。

　　带女儿出去旅游，速写本和钢笔是我随身必备。在澳大利亚，我问她：“悉尼歌剧院像什么？”

　　“贝壳。”

　　“对。为什么像贝壳呢？”

　　“因为旁边是海。”

　　“对了，旁边有大海。”

　　一边吸引她注意力，我一边飞快地将悉尼歌剧院的轮廓勾勒下来。一定要快，因为女儿两分钟就不耐烦了，非拽着我走。所以我的速写本里充斥着各种“半成品”，晚上回去再对着照片完善。

　　我常和女儿一起翻看过去的速写本，边看边考试。

　　“法图麦，这是什么？”我指着其中一页问她。

　　“叹息桥。”她反应飞快。

　　“在哪里？”

　　“威尼斯。臭水沟！”

　　“那儿还有什么？”

　　“冈都拉！”

　　“这个呢？”

　　“嗯……延安。”亏她想得出来。

　　“胡说！再看看！”

　　“不知道。”她挠头。

　　“我带你去过，离中央电视台不远。”

　　“哦……好像叫天什么？”

　　“天坛？”我成心误导。

　　“胡说！”

　　“那是天什么？”

　　“想起来了，天宁寺！”

　　对话间，记忆翻波逐浪地涌起。画中的时日、心情、风景，甚至阳光和温度，一一重现。

　　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么？

　　陨落的“中国帕瓦罗蒂”

　　我的座右铭是“生命在于静止”，高中三年，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高一，人家参加运动会，我自己在教室里画画。高二则是在广播室里播报各班来稿：“惊天枪后疾如飞，勇往直前不后退。高一（2）班运动员正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向终点，加油，加油！”

　　选我念稿，可能是因为歌咏比赛的时候我唱过“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那会儿都说我嗓子好。

　　运动会结束了，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跟王浩很熟，像是哥儿俩。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女老师，大约30岁。她看到我，挺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就是你要找的学生，叫李咏。”王浩介绍说。

　　“你好。”我懵懵地打了个招呼。

　　经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姓刘。高中没有音乐课，所以我几乎没见过她。她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学习美声唱法。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

　　“你的声音很好，愿意跟我学唱歌吗？”她望着我，满眼热切。

　　我却到后来才真正理解她的心境。一个唱过《卡门》、《蝴蝶夫人》的年轻女孩儿，师出名门的高材生，毕业后却分配到边疆的一所企业中学里当音乐老师，只能唱《茉莉花》、《纺织姑娘》这类小儿科，何等怀才不遇。

　　“愿意啊。”我并未多想，只是觉得艺多不压身。

　　她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就冷静下来，对我说：“唱歌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的，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比如声带条件。”

　　“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

　　“听上去是很好，但我还要带你去医院检查。”

　　我吓一跳，怎么学唱歌还要先去医院啊？怎么个查法？疼不疼？

　　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我和她一起到了医院，挂了口腔科的号。

　　还好，过程比我想象的简单，就像小时候嗓子疼去医院检查一样，医生拿起一片压舌板，让我张开嘴，“啊——”打着手电往里看了看。

　　诊断结论是：“声带闭合很好，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

　　我莫名其妙，头回听说这么形容一个人嗓子眼的。

　　刘老师对我解释说：“假如声带闭合不好，有缝隙，声音就是嘶哑的。声带的宽窄、薄厚，决定了你声音的粗细、音域的高低，表面的光滑程度决定了声音的质量。懂了吗？”

　　似懂非懂。我一脸迷茫地望着她。

　　挂号费和诊断费都是刘老师替我交的。她是真想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

　　很快，我开始上课了。每周二、四两天，放学后直接去音乐教室找她，每次训练两个小时。

　　头一回去她那儿，她从屋里抱出一面红色的腰鼓，从上面拆下一条红绸带，扎在我的腰上。确切说，是在“小腹”那个位置。

　　“这叫丹田。”扎好以后，她用手拍了拍，“唱歌要用这里的气。”

　　“这里还有气？”我很诧异，下意识地挺了挺肚子。

　　“来，我教你。”她双手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呼吸，呼吸的时候肩膀不许动，只能肚子动。

　　“这就叫‘腹式呼吸’，学美声，这是基本功。我们每个人躺着睡觉的时候，用的就是腹式呼吸，今晚睡觉前，好好体会体会。”

　　然后是练声。“闭上眼睛，想象有一个点，在你头顶上，唱‘呜——’，用你的声音去触碰那个点，感觉丹田的鼓荡变化……”

　　我试着“呜”了一声，不对，像假哭。又粗着嗓门儿“呜”了一声，也不对，像狼嚎。

　　“发声的时候，声音不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要用脑后音。”她轻拍我的后脑勺，“从丹田出来，经过后脊梁，在这里共鸣，穿过这里顶到头顶！”

　　我越听越迷糊，后脑勺还能出声？

　　第一天就在我高一声低一声的“呜呜呜”中过去了。

　　隔一日又去，刘老师想出了新招数。练习发声的时候，我站在窗口，夕阳从窗外照进来，她正好看到我侧面的剪影。她盯着我的喉结，声调越高，喉结越往下降，就说明我没偷懒，确实在“气运丹田”。

　　“唱歌啊，特别讲究‘吸着唱’。”她说，“只有在吸气状态时，你的喉结是下降的，喉咙才会打开。”

　　这也太有悖常理了。以我当时有限的实践，很难理解这一点。

　　“见过夏天里狗是怎么喘气的吗？”看我一脸困惑的样子，刘老师突然问我。

　　“见过啊。”

　　“什么样？给我学一个。”

　　我心想，您可真会逗闷子，人这口气还没喘利落呢，怎么又学上狗了？

　　我吐出舌头，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下，还把两只手做狗爪子状抬在胸前。

　　“手不用学！”她笑着打我一下，“就像这样，用小腹的力量带动呼吸，没事儿就练习，对气息和肌肉都是很好的锻炼。”

　　我就纳了闷儿了，原来不讲究发声方式倒好，怎么一开始“专业训练”，什么气运丹田，脑后共鸣，狗喘气……特累不说，发出的声音也怪怪的。还有那个“吸着唱”，越唱越觉得倒不过气儿来。

　　就好比，“齐步走”和“猫步走”是两个学科，骑自行车和蹬三轮是两大体系，表面近似，实则不通，都得从头练。而且在彻底熟练之前，闹不好连以前那点儿本事都丢了。学什么东西，都要经历这么一段“不破不立”的过程。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的喉咙打开了，每次音域扩展练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连老师都惊呆了，她发自内心地欣喜啊，蛰伏多年，终于等到一个得意门生。

　　刘老师排斥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男高音歌唱家里只推崇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其余门派皆是扰乱视听。我受她影响甚深，以至于直到今天怕去卡拉OK，一唱流行歌曲，必跑调无疑。

　　一年以后，我已经能够完整地唱完哈萨克族民歌《嘎哦丽泰》，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练习曲目。

　　嘎哦丽泰，

　　今天实在意外，

　　为何你不等待？

　　野火样的心情来找你,

　　帐篷不在你也不在。

　　我徘徊在你住过的地方，

　　只是一片荒凉，

　　心中情人几时才得见面，

　　怎不叫我挂心怀。

　　嘎哦丽泰 嘎哦丽泰，

　　我的心爱……

　　唯美深情的咏叹调。我陶醉于自己的歌声，感到了一种“准艺术家”的兴奋。

　　那时我很刻苦。我家旁边是一片广阔的麦田，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绕着麦田跑步，跑完步就在树下“啊呜咪呀”地练声，做各种气息练习。

　　当时我因为“血统问题”，已经放弃考美术学院的想法了，因此我和刘老师有一个约定，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高三毕业，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她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偏偏忘记了一件事。

　　我比较晚熟，已经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正在我孜孜以求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一天早晨醒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失音了。

　　那是一段可怕的记忆，仿佛堕入一场噩梦，无论怎么使劲，也发不出一点声音。

　　母亲急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声带小结”，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过度。

　　接下来很长时间，我都住在医院里，每天输液，雾化吸入治疗，打激素，脸肿成一张大饼。

　　同学每天都来给我补习功课，刘老师也来看过我，总是带着深深的忧郁、焦虑，还有种说不出的歉疚。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你好！”发不出声儿。那段时间我从未笑过，反正也笑不出来，只是一阵听上去令人难受的嘶哑的气息。

　　和家人交流全靠手势和纸笔。当时我并没想到声音对我有多重要，只觉得这样哑剧式的生活实在很麻烦。

　　直到两个月以后，那天早上，我从床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你好！”

　　话一出口，我吓傻了。

　　居然发出了声音……而且，根本不是我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嘶哑的，而过去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响亮的。

　　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以后，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低音。我的心冰凉冰凉，全完了。一年的努力，因为这场病而付诸东流。

　　梦碎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老师。她在旁边为我弹琴，一边弹，一边无声地流泪，泪水真的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止也止不住。

　　“你的声带条件还是很好，咱们唱不了《嘎俄丽泰》，还能唱《乌苏里船歌》。”她停止弹琴，转过身望着我，哽咽着说。

　　我没有回答她。在那一刻，我的内心已经放弃了。因为我还有乐理、视唱练耳等一系列专业训练没来得及完成，病这一场，老师也不敢再给我施加声乐练习强度了。我不唯心，但我突然相信这就是宿命。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考上广院之前我又一次去医院检查了声带。诊断结论和过去一模一样：“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老天助我，劫后余生。

　　听说我考上了广播学院，刘老师曾经到我家里去，哭着劝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北京。只要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她泪流满面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或许一个老师向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确切说是“请求”，是有些不合常情的。而我却完全理解她的用心。她的确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我是她的理想的一部分，但她又何尝不是为了我的将来？

　　所以，我真心地感谢她。但我实在等不起了。

　　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最后那一年剥皮抽筋似的难熬。

　　今天的她也应年近花甲。我一直不敢和她联系，见了面，不知说什么好。

　　大学，唯一的逃离之路

　　我怀念我的童年。

　　周围满目都是俄式洋楼，我们家也在一座尖角的俄式洋楼里，尖角楼里养着鸽子。

　　家里是木地板，要定期打蜡。打完蜡怎么维护呢？姐姐从集市上买回一大包瓜子，我负责请小朋友到家里来嗑，瓜子皮嗑得满地都是，然后用笤帚把瓜子皮扫走，扫完了，地板就变得很亮。

　　家里订了牛奶。每天早上送奶工一来，边走边摇铃铛，几条街都能听见。打奶是我的任务，一听见铃声就赶紧端一个大号的不锈钢杯子，出去排队。每天都能在队伍中见到一个挺漂亮的小女孩，有时候在我前面，有时候在我后面，我没有和她说过话，但却觉得和她十分亲近。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为了这个小女孩，我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就叫《爱?雨中?浪漫》。写了一稿又一稿，幻想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大约万把字，写完就烧。除此之外，暗恋的心情无可排遣。

　　我想逃离新疆，莫名其妙地讨厌那里，一切的一切都令我厌烦和抵触。因为暗恋，我常常感到伤心。我还拒绝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母亲和我谈了两个小时，才说服我去向老师认错，补考。我听父母谈起过支边多年的感受，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又得到了什么？

　　这个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多呆。我收拾好行囊，藏在床下，打算伺机行动。

　　逃离新疆，这个愿望随着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而变成现实。

　　高考之前，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面试，要招一个“西部班”。我的嗓音是天生的，而且很幸运，尽管大病一场，低了8度，但并未影响质感。参加初试时，老师听了我的声音，便决定让我跳过二试，直接进入三试。

　　我压根儿没想到全家会一致反对。父亲是撰写地方史的编辑，母亲是“新疆优秀女企业家”，儿子考戏剧学院，当演员，那不是丢人吗？我姐姐还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演员得是浓眉大眼，瞧你那模样，开什么玩笑？”

　　我当时并不执著于演员这个职业，只是近水楼台的选择之一。所以他们反对，我也不做抗争。我一心盼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快点儿来，快点儿来。

　　那是1987年。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反复强调，考不上大学，你们呀，就在铁路沿线当个扳道工吧，没别的出路！

　　我每天都在家里嗑瓜子，扫地，扫啊扫，嗑啊嗑，录取通知书怎么还没到？烦死我了！

　　正是盛夏，溽暑难捱。身边的同学都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急得嘴唇上起了一个比黄豆还大的水泡，抠、抠、抠，抠出一个大血痂。

　　有一天，我正在擦地，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李咏！”

　　我家住在二楼。我停下来，扯着脖子朝窗外喊：“谁？”

　　不管是谁，我都没什么好气儿。

　　“录取通知书到了！”我这才听出来，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

　　“哪儿？”

　　“北京广播学院！”

　　“你丫别哄我啊！”我把扫帚往地上一摔，跑到窗口冲他嚷嚷。

　　“真的！赶紧去学校，找校党委书记！他让我来喊你的。”

　　“真的？”我略微迟疑了一下。

　　“真的！快去吧！”

　　我猛地清醒过来，惊喜啊！庆幸啊！我一步跳过横在脚边的扫帚，冲进房间换衣服，把身上穿的套头衫用力往上一掀，一下子碰掉了嘴唇上的痂。真疼！我摸了摸没流血，就没管它。

　　一路狂奔至学校，进到校党委书记办公室，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

　　原来，北京广播学院有规定，通知书不寄给考生个人，而是寄给校党支部书记。他老人家一看，以为是私人信件，直接揣在包里带走了。过了好几天才想起来，打开看看，什么东西？这才发现是李咏的录取通知书。

　　为了这张纸，我嘴唇上永远落了个疤。

　　考进央视，一定是狗屎运

　　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第一堂课是吴郁老师上的。他环视着屋里这群漂亮、阳光的少男少女，一句话就给他们定了位：“你们不是明星，是广播员。”

　　第一次期末考，出于种种原因，我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那时我有些胆怯。我是从边疆来的，人家都是北京人、上海人、南京人。头半年我几乎不说话，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观察他们。慢慢地我发现，虽然我连新疆都没出过，但他们读的书未必有我多。

　　而且，我的嗓子是真好。播音系的重点是发声练习、吐字归音练习。有的人练爆破音，“b、b、b……”大冬天的，就这么对着墙喷，能把墙上喷出一个冰疙瘩，这不是笨蛋吗？我从不练声，考试轻轻松松就过。

　　甚至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去上课，迟到了，班主任王璐老师把我拦在了讲台边上。“洗脸了吗？”

　　“没洗。”我揉揉眼睛道。

　　“啊一个。”

　　所谓“啊一个”，就是用一口气，把汉语拼音的单韵母和声母从头到尾平稳地读下来。

　　“a、o、e、i、u、ü、b、p、m、f……”所有发声练习里，我最不怵的就是“啊一个”。

　　“你们都练成他这样，就行了！”王璐老师冲我一挥手，“回去接着睡吧！”

　　大学期间我老旷课，但是最后一次考试，我愣考了全班第一，得到了最高奖学金。有好事者提出要重新给我核分儿，我没反对，核来核去，还是第一。

　　1991年，大四第二学期，我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对外部实习。央视这座崭新的大楼子，三年前刚刚落成，《新闻联播》向全国人民展示过它的三维图像，那么神秘而高不可攀。

　　我们班39个学生，有三分之一都在央视各部门实习。谁不想留下来？对外部的大导演们都喜欢我，器重我，手把手地教我做事情。但毕竟他们不是台长，也不是广电部部长。

　　我没有“后台”，也没有“后门”，每天除了兢兢业业地工作，抢着擦桌子、扫地、打水，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实习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央视开始面向各大对口院校正式招收播音员。方式比较传统，只收各校考试成绩排前5名的学生。最后定下来可以参加面试的学生，全北京一共10男10女。

　　学校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但我压根儿就没抱希望。只看分数当然不在话下，可就我那长相，在我们班男生里排前10都勉强，做点儿幕后工作还行，选播音员，央视能看上我吗？

　　面试那天，哈文陪我一块儿挤312路公共汽车去的，一路暴土狼烟，整得灰头土脸。走到中央电视台大门口，才发现其他参加面试的人都是坐“小巴”或者“打的”来的。看他们个个衣着光鲜，哈文让我去卫生间洗把脸，好歹亮堂点儿，我就去了。进去以后，居然看见几个男生在对着镜子化妆。

　　面试在一楼的一间大演播室里。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第一反应是灯光太晃眼，下意识地用手遮了一下，稍微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楚面前坐着一排人。

　　“姓名？”其中一位开始发问。

　　“你们不是刚刚叫过吗？知道还问？”

　　没人接我下茬儿，我意识到可能耍“过”了，老老实实说了一句：“李咏！”

　　“李咏同学，现在在座有黄惠群台长、杨伟光副台长以及各部门主任。中央电视台全体员工都在通过闭路电视收看演播室里的情况，希望你正常发挥。”

　　“好，来吧。”我心里明明特在意，又偏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第一试是新闻快读。现场给一个300字的急稿，只有30秒准备时间，从头到尾读完，出错不得超过2处。我嘴皮子利落，玩儿似的就过了，后来听说这一关筛掉了不少人。

　　后来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只记得最不靠谱的两个。

　　一个是：3只鸡3天下了3只蛋，请问9只鸡9天下几个蛋？

　　我想也没想就说：“反正不是9个！我又不是养鸡的，不知道。”

　　另一个是：请列举5个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家。

　　“美国、英国、科威特、阿富汗……其他的想不起来了。”

　　“李咏同学，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我又想了想，还是想不起来。“真不知道，您告诉我吧！”

　　人事处的老师哭笑不得，“伊拉克。”

　　我当时在心里猛抽自己三个大嘴巴子，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连伊拉克都能忘，真行。但我立刻想出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伊拉克是敌国啊，咱们也同意打的！”

　　考完试出来，我坐电梯上16层，回对外部“上班”去，遇上一位台里的灯光师。实习几个月，我跟台里这些设备保障人员、灯光师都混得特熟，好多大导演去借设备，都说“没有”，我去借就有。

　　“哎，哥们儿，可能是你留。”他挺神秘，话说得含含糊糊。

　　“怎么讲？”

　　“刚才你们都走了，黄台让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你的表现。”

　　“你怎么知道？”

　　“不是全台都看闭路电视吗？最后那段儿，视频拉掉了，音频还在。我听见的。”

　　灯光师的话我没太上心，也不是不信，就是不想存什么幻想。

　　中午吃完饭，我和几个对外部的编导一块儿下围棋，心不在焉。吕斌主任一直在旁边看我。我觉得他在看我，倒也没太在意。看了一会儿他说：“李咏，你来一下。”

　　我刚想好一步棋，只好先放下，起身去了他的办公室。

　　“把门关好。”他小声示意我。

　　我又转身把门关好。

　　“坐下。你知道今天留谁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肯定不是我。”

　　他突然严肃起来，盯着我，一言不发。

　　过了半晌，才一字一顿说：“小子，听着，就是你。”

　　我当即傻了。就我那表现，怎么可能？为什么啊？

　　“但是，目前党委还在讨论，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目光犀利，向我提出严正警告，“你要严格保密，包括对你女朋友！党委的事情如果散布出去，就很可能会有变动。”

　　我愣愣地看着他，还是说不出话。

　　“刚才，我看你有些心不在焉，所以提前把消息透给你。”老领导意味深长地说，“你，可不要违纪啊。”

　　“谢谢领导关心！谢谢领导信任！”印象中，那天一直到我离开吕主任的办公室，来回来去说的就这两句话。

　　接下来几天，哈文挺心急，天天问我：“怎么样？有消息吗？”

　　我强忍着内心纠结，装作很茫然的样子对她说：“没有啊，没人通知我。”

　　我心里埋怨，这吕主任也是，告诉我干吗呀？又不让跟别人说，还不够我难受的！

　　几天以后，央视正式通知我被录取，我这才扭扭捏捏向哈文坦白：“其实，这件事吧，我上礼拜就知道了，没敢告诉你。”

　　话音未落，即遭暴打。

　　“你连我都瞒？胆子够大的啊！”哈文叉着腰，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我一边委屈地辩解：“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党的纪律。”一边恨自己嘴大心窄，藏不住事儿。

　　1991年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归我了。

　　我听说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领导们通过几只鸡下几只蛋的问题，觉得这孩子挺直率，不装——装也没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道小学生“奥数”的经典题目，太损了。其次，这孩子挺机灵，没想起伊拉克，还能给自己编个理由，是否合理不论，贵在张嘴就来。

　　这件事到这儿，原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忆其始末，我明白了几个道理：第一，不该知道的最好不知道；第二，既然保密，就让它彻底烂在肚子里，打死也不说；第三，世界上确实有“狗屎运”这种东西存在，我李咏，何德何能？

　　然而福无双至，与狗屎运结伴而来的往往是一宗坏消息。没过多久，我果然对另一个词有了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造化弄人”。

　　我的档案上新盖了几道戳：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办公室，中央电视台人事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处。看似板上定钉，一切都没跑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梦见自己成了范进，站在马路当间振臂高呼：“中了！中了！”却被迎面上来的老丈人扇了一个耳光，“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

　　我一激灵，醒过来了。还真有人在旁边猛拍我脸蛋，“哥们儿，醒醒，快醒醒！中央台不要你了！”

　　我何曾受过这等刺激，“腾”地坐起来，恶狠狠地盯住他，“扯什么淡呢！”

　　“真的真的！系主任让你赶紧去一趟！”他语速很快，看上去不像开玩笑。

　　“我靠！”我一把推开他，俩脚往鞋里一塞，“噌”地奔了系主任办公室。

　　“章都盖完了，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其他台我都已经推了，这不是开玩笑吗？”

　　系主任搓着手，很无奈地告诉我，他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看来跟他理论也没用，我又火急火燎跑到了中央电视台。

　　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长官，他慢言慢语地向我解释：“你进央视，要占用一个国家人事部的干部指标，但今年广电部没有名额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还在努力。”

　　回学校的路上我精神恍惚，没坐车，忘记了要坐哪路车，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天黑。

　　当然，您不用猜也知道，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否则今天我也没机会在这儿给您痛说革命家史。

　　非常感谢广播学院的刘济南院长，她很重视此事，马上就去广电部了解情况，为我争取这个名额。而她发现，事件的缘由简单得可笑：毕业分配前夕，广电部干部司曾经问过中央电视台：“你们今年招播音员吗？”央视的回答是“未定，不好说”。于是当央视最终定下一个人选，临时告知广电部，对方不干了。问你的时候不说，现在想起来要名额了？没有！来了个下马威。

　　别人没收拾，光收拾我了，三天瘦了一大圈。

　　现在想想，太好笑了。

　　拿到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后，我郑郑重重地把它挂在脖子上，和哈文在央视大楼子前面照了一张合影。有时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什么事儿，也会把这张出入证拿在手里，摩挲来摩挲去，反复端详，心中五味杂陈。

　　这天中午，我又在欣赏出入证，老觉得背后有人，扭头一瞥，没看见谁，于是继续欣赏。

　　不对，还是觉得有人，使劲儿一回头，这下看见了。

　　“石老师！”我“噌”一下跳起来，立正站好。

　　站在我背后的，是纪录片《空中丝绸之路》的总导演石宪法。

　　“是不是感慨良多啊？”他笑眯眯地问我。

　　听这话，应该是瞅我半天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李咏，这只是个开始。你等着吧，不出两三年，”他在我脑门儿上点了一下，“你这块尖石头，就会被磨圆的。”

　　摘自长江新世纪《咏远有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