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标题:杨东平: 在应试教育中,素质教育是如何出现的? 素质教育是90年代第一线工作者针对应试教育的现实提出的,对这个概念一直争议不断.一是素质一词无
原标题:杨东平: 在应试教育中,素质教育是如何出现的?
素质教育是90年代第一线工作者针对应试教育的现实提出的,对这个概念一直争议不断.一是“素质”一词无法准确界定,因为“素质”被认为是一种不可培养、潜在的心理品质.二是概念本身没有出处和理论来源,也难以译为英语.因而“素质教育”并不是严谨的理论概念,开始是一种工作性的口号,它之所以广为流行,最后成为国家的政策语言,是它的实际功用——它是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物、为反对“应试教育”而产生的.
在实际生活中,素质教育就难免成为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教育改革的基本面貌可用“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来表达,素质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为应试教育一个美丽的花边.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上各领域都在纪念改革开放.在教育领域,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发表了一篇比较重要文章,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育发展的经验概括为“双优先”,即“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这个概括是否足以表达中国教育改革开放的历程,是值得讨论的.
其实,“高指标、低投入”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在很长的时间里,教育都处于投入不足的状态,1993年《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下决心确立了“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目标,但直到2012年才实现.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到2006年才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
所以如何认识近40年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一个重要问题,包括如何分期.
如果按不同阶段的基本教育特征区分,前十年(1978-1988)主要任务是恢复整顿和体制改革,是启动、更新的阶段;中间十年(1988-1998)在徘徊之中中逐渐走上了新的道路,可视为一个过渡阶段;1998、1999年是教育发展的一个节点(1998年启动高等教育大扩招,1999年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决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90年代末教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以经营创收为导向的“体制改革”,被诟病为“教育产业化”(各级各类的教育商业化和市场化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20年(90年代末至今)发展的价值和路径.其中有些改变和转折,但市场化的大趋势持续至今,并衍生出新的形式.
当前公众对教育最不满意的,主要是基础教育的状况,可归纳为推行素质教育的状况和治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也是最核心的方面,是中小学生减负问题,课业负担过重,考试和择校竞争等.第二是火热的课外培训.近十年来中小学生的负担逐渐向课外培训转移.第三是高考制度改革.1999年启动的高校扩招,尽管当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以拉动经济增长为诉求的,但公众普遍认为它至少可以极大地缓解基础教育的学业竞争,把独木桥变成立交桥,彻底解决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今高等教育已基本普及,毛入学率达到46%,但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依旧越来越重.
还有在学校里推进的素质教育.这在大城市的 学校有很多进展和成果,但从整体来看仍然乏善可陈,基本面貌可用“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来表达,素质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为应试教育一个美丽的花边.
素质教育是90年代第一线工作者针对应试教育的现实提出的,对这个概念一直争议不断.一是“素质”一词无法准确界定,因为“素质”被认为是一种不可培养、潜在的心理品质.二是概念本身没有出处和理论来源,也难以译为英语.因而“素质教育”并不是严谨的理论概念,开始是一种工作性的口号,它之所以广为流行,最后成为国家的政策语言,是它的实际功用——它是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物、为反对“应试教育”而产生的.
时至今日,对素质教育内涵的解释仍然众说纷纭.1999年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其概括为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精神”和“创新能力”,与全面发展的概念很不相同.在实际生活中,素质教育就难免成为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
应试教育的脉络其实是可以清晰揭示的.1978年后教育的恢复重建,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全民族被压抑多年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升学竞争的强大动力,马上出现了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1981年叶圣陶发表了名为《我呼吁》的文章,强烈呼吁关注高考重压下学生负担过重问题,1982年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处理好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关系.当时政策口号叫防止“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虽然出台一系列治理应试教育的政策,但始终未见成效.到了90年代后正式定性为应试教育.从“片追”到应试教育,说明其程度越来越强烈,危害也越来越大.
应试教育的复活和强化,其中核心的制度是重建50年代的重点学校制度.将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集中管理、重点发展的模式,照搬到8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这极少数重点学校就成为择校竞争的一个来源,导致了愈演愈烈的学业竞争.
但当时,并不容易看清教育的这一长期效应.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进行基础教育领域的互访.在考察过对方的教育之后,双方均断言20年后中国教育肯定会超过美国.但40年过去了,美国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强国,中国仍陷在应试教育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2005年6月,原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给 上书,反映基础教育出现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党的教育方针在中小学大多受到严重的扭曲,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迄今尚未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思路.以教育部为主,成立了十几个调研组,研究如何治理学业负担过重问题,调研成果整理出版了两本书,但问题依旧.
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评价处于非常分离的两端,一方面是现实学生压力巨大,非常痛苦;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又取得许多眩目的成就.2012年、2015年的PISA测试(PISA是OECD组织在15岁青少年当中进行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这三项能力的测试,是评价世界各国教育质量的排名),上海作为代表参加,位居榜首.但上海实际上是获得了两个第一——学业成就第一,学生负担第一.
PISA测试的权威结果澄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上海的学生平均每周作业时间13.8小时,加上课外补习时间每周17小时,远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7.8小时,说明上海的第一是以学生过长的学习时间为代价的.同样在第一梯队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他们的学生的负担只有上海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这个事实有力地澄清了认为应试教育没治、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一样的说法.的确,80年代的日本也有“考试地狱”之称,学生自杀很严重,韩国学生的课外补习闻名于世;但最近十年已经不一样,日本实行“宽松教育”,韩国正在向“幸福教育”的目标转变,中小学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则在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应试教育的后果令人痛心,全国各地中小学生自杀现象非常严重.最近教育部还把治理学生近视作为工作重点,大中小学生近视率比十年前各增长了七八个百分点.有研究表明,患近视与使用手机无关,根本原因是学生学习时间过长,如果学生每天有两个小时的课外活动,近视率就可以下降百分之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