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镇西：所有教育者都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已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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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

　　本文原题为《从宁晓燕到胡鑫宇，到底要失去多少孩子的生命，才能让教育充满人性？》

　　作者|李镇西（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原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这是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今日重发。

　　又一个孩子跳楼了。

　　令我震惊的是，这样的新闻似乎已经让人不再震惊。

　　我的一位学生给我发来相关文章，她说：“您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研究并发表与青少年自杀有关文章的一线教育者，不知您最近是否有相关新作。我相信每一个孩子的离去都令您痛心，因为您爱教育爱孩子……”

　　学生期盼着我有“相关新作”，她希望我写点什么。

　　我的悲凉无以复加。孩子的悲剧必然也是教育的悲剧，这是无疑的。虽然这事的具体原因还有待权威部门的调查结论，在此之前，我们仅凭主观推测与想象去谴责任何一个人都是极不负责任的。

　　想写，却不知写什么好。要说的，要写的，似乎已经写尽，真的是“吟罢低眉无写处”。从1987年起，我写了一篇又一篇分析中小学生自杀的文章，三十多年过去了，过早逝去的年轻生命依然与日俱増。我还能说什么？

　　学生说我“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研究并发表与青少年自杀有关文章的一线教育者”，指的是三十多年前我教她的时候，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有关研究中学生自杀的文章了。

　　1987年11月，乐山市某中学高一女生宁小燕（化名）自杀，年仅16岁。当时她的亲人、老师、同学、朋友都感到震惊，他们实在找不出她自杀的理由。宁小燕是连续两届乐山市三好学生。因为品学兼优的她“莫名其妙”地自杀，我产生了研究她的强烈欲望。我骑自行车三十公里来到宁小燕的学校，采访了她的老师，得到了她的作业、作文和几封遗书，还有她从初三到高一的日记。

　　那以后的半年时间里，我白天上课，晚上便沉浸在宁小燕的文字里，倾听她的心声，抚摸她的灵魂，感受她年轻生命的起伏。终于我得出结论，宁小燕是殉道而死——殉真善美之道。和同龄人相比，她的阅读视野很开阔，她的思考因而更敏锐更深入，她从日常生活包括人际关系中感到，中国的思想道德观念并没有随经济发展而一并进步，相反和真善美相比，假恶丑有时春风得意。这是为什么？十五六岁的她渴望得到来自父母和老师的解答，却无人知道她的内心。我们的教育每天都在给她灌输“崇高”，却不知道她的心灵最需要什么。最后，她决定保持自己的“纯净”，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

　　她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我曾经很要强，想做的就一定要做，想得到的就定要获取，可后来，不知怎么的，我突地沉下去，弱下去，从而一蹶不振，我从未意识到的天生性格中的软弱一下子暴露无遗，于是我由一片生机勃勃的绿叶变得枯黄，最后从我着根的理想与信念的大树上坠落，直到现在，我坠落到了一片废墟变为蒲公英的世界（原文如此——李注），美丽的世界，坚强不跨的世界，生命之源世界。可见，我的勇气呢？我的力量呢？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变得坚强。照现在这样，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较现实的东西是美好的，我不知道前面是怎样的，当然不会有鲜花，只能是沼泽，我现在踌躇不决，每走一步都是迷茫。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她认识偏激而心理脆弱，但这偏激和脆弱是谁造成的？不正是我们的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吗？

　　1988年6月下旬，我写下一篇9000余字的人物通讯《真善美殉道者》投寄《中国青年报》。

　　没想到不到两周，1988年7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以醒目的位置在头版（第二版续载）发表了我这篇文章（压缩为7000字）的文章，标题改为“她给教育者留下了什么‘遗产’？”。

　　我实在是折服编辑改的这个标题，它揭示了宁小燕之死的意义——所有教育者都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已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文章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中国青年报》有一个“每月一榜”的栏目，专门列出上个月该报发表的反响最强烈的文章。拙作《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被列其中。上海《青年报》转载，《北京青年报》展开讨论。一位中学生读者写道：“老师讲的，不是我们想的；我们想的，恰恰没人回答。”同年9月9日的《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位叫“余燕”的学生的文章，作者写道——

　　《中国青年报》在头版给了一位“不知到底为何自杀”的女中学生——宁小燕以相当可观的版面。像宁小燕那样热切地追求“真善美”又过于天真的好学生，当今已经很少见。而她走极端的解脱方式——自杀，却大声发出了“在玫瑰色教育下走入社会后感到困惑的众多青少年的呼唤”，以至记者用醒目的黑体字质问道：“难道我们的教育真的毫无责任吗？”

　　身为一个中学生，对这样的质问并不觉得奇怪。多少毕业生都曾对他们的恩师说：“您教给我们的那一套，在社会上根本不顶用。您想让我们做大好人，可社会容不下我们。”那些头发中有些许或许多银丝的“园丁”，对此往往只是摇头，叹惜世风日下，然后回到课堂仍旧向新一批学子传播他们坚信的正确思想，然而一切往往都只是轮回而已。

　　……

　　我们的师长，当您千方百计地想把一个孩子教育成您心目中的好孩子时，您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青少年身心的成长是一个痛苦而复杂的过程。

　　当他们在黑暗中感到阵阵孤寂之时，当他们在日记中发出莫名的长吟之时，当他们在拥挤的人群里感到恐慌时，当来自内部外部的无形压力向他们慢慢逼来之时……您不要再拿一些硬梆梆的正确的框框去套他们，不要幻想只要让他们明辨是非就可万事大吉。

　　可不可以使环境宽松一些，可不可以拿您或别人有益的人生经验去疏导他们拥塞的心灵，可不可以不把学生们当作一部部受教育的机器，而是一个个正在通过他人帮助，更通过自己不断努力而逐步形成的“人”……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请给他们以自信力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胆略；请给他们以一颗健康而有强大生命力的心脏；请给他们以一个清醒而有独立思辨能力的大脑；请给他们以一种积极而富于弹性的生活态度……

　　这期待是给予我们的师长，也是给予我们自己的。

　　这一期待，便是三十多年。如果宁小燕还在活着，她今年刚好五十岁，而这位作者余燕，今年也应该五十左右了。她们当年的“期待”实现了吗？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可能还要期待下去。

　　宁小燕告别这个世界后的三十四年里，据说中国教育取得了辉煌的进步，但自杀的中小学生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以至现在媒体报道一个学生的自杀，也很难引起当年宁小燕之死那样的“轰动”了。

　　不说三十多年来，就说过去的2020年吧，有多少中小学生自杀？当我写下这个问句时，我脑海里闪现出去年曾让我感到锥心的一个又一个孩子，请原谅我没写出他们的姓名，不只是为了保护离世孩子的尊严，更因为我实在不忍心写出来——那都是去年隔三差五出现在网上让无数人痛惜的名字。我相信，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想到这些可怜的孩子的。

　　然而，几乎已经是“规律”了，每当有了类似的新闻，总有人把矛头指向幼小的逝者：“怎么心理这么脆弱？”“现在的孩子怎么一点挫都受不了？”“太缺乏生命意识了！”“思维有缺陷，太偏激了！”……

　　应该说，年纪轻轻就放弃生命，心理方面多少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孩子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少成人能够真正感同身受？何况，孩子的这些心理问题和思维缺陷是如何产生的，作为教育者，难道我们不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吗？

　　当年，我在那篇关于宁小燕的长文中，有这样的段落——

　　按照惯例，出了人命案，总应该有个结论。二十多天后，经过多方调查、分析，区教育局发了“情况简报”，有如下两段──

　　“宁小燕在人生观上存在着缺陷，她对人生的意义、价值早就产生了消极的认识，因此，她的自杀不是偶然的。”

　　“宁小燕的自杀反映出加强青少年学生人生观的思想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反映出在深入地关心、了解学生内心世界方面，我们还应做很多过细的工作。”

　　这个结论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太简单了。

　　一切关心祖国前途、民族未来的教育工作者都有理由发问：作为一位“平时显得懂事、自重”、“在学校期间，遵守纪律、好学，在各种集体活动中表现较好，被选为班上宣传班委、通讯员和学校广播组播音员”（引自区教育局“情况简报”）的好学生，她的“人生观缺陷”、“消极认识”是怎么产生的？她的自杀，除了她本人的原因以外，我们的教育该负什么责任呢？

　　今天，我依然保留这个“发问”。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

　　突然想到鲁迅这几句话，心里很是悲哀。

　　回到那个朴素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教育？

　　刷题？分数？考试？特长？睡眠不足？视力下降？体质羸弱？“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东风吹战鼓擂，今年高考谁怕谁”？“今日疯狂，明日辉煌”？“不像角马一样落后，要像野狗一样战斗”？“累死你一个，幸福你一家”？……

　　无论对教育有多么丰富多元的理解，“人性”始终是其固有属性。

　　也无论学校把“立德树人”“五育并举”“课程改革”“智慧校园”“国际视野”“一切为了孩子”等口号喊得如何响亮，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对生命的留恋，那这一切都等于零！

　　自杀的孩子当然并不是多数，但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精神压力而失去少年乐趣和人生欢乐的孩子，恐怕绝非个别！

　　陶行知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

　　走进心灵——应该是教育的基本品质。

　　从宁小燕到近年来一个个离我们而去的幼小生命，到底要多少孩子的生命，才能让我们的教育充满人性，真正走进孩子的精神世界？

　　2021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