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蓉：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怎样解读这样的焦虑和不满呢?

　　又过了一年，《义务教育法》修订。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多年努力之下，“中国终于实现了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王蓉至今难忘当时那股自豪与鼓舞的情绪。

　　《义务教育法》修订的同一年，由王蓉担任创建所长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合办了一场学术会议，这本是一个向国际传达中国义务教育制度设计和成果的重要平台，几番演讲与讨论下来，不少顶尖学者和政策制定参与者都向中国投来赞许的目光。

　　会后，时任世界银行高级教育经济学家的学者路易斯·克劳奇(Luis Crouch)给王蓉写了一封邮件，称他有一篇“不被世界银行允许发表的论文”，希望能与王蓉分享。

　　那篇论文宛如“一盆冷水浇下来”。当时整个世界的主流话语体系都是“School for Free”，王蓉多年从事教育财政研究，亦对免费公立教育充满信念，而克劳奇的观点，却触及了她从未想到的另一面。

　　▲王蓉受邀成为财政部专家，参与设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这便是中国免费义务教育背后的财政支持制度。图为2004年，北京一所农村小学的学生打乒乓球。

　　简单来说，克劳奇反对实施免费教育。

　　克劳奇在那篇名为《学校收费、自愿捐助和教育发展：一种可能的立场》(School Fees,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 possible position) 的论文中写道，国际机构的如此倡导，导致发展中国家“误以为免费教育是万灵药”，却“忽略了处理免费政策下人们的期望的复杂性”。

　　免费意味着标准化的公共供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克劳奇发现，社会中富裕的那群人会离开公立学校，也带走公共教育预算的政治支持。长此以往，公立学校越来越差，成为“低劣的代名词”，成为“穷人最后的避难所”，“并且穷人将受困其中。”

　　当时，王蓉对克劳奇的观点大感震惊，强辩几句，称国家与制度背景不同，中国的公共预算背后的政治机制与其他地方不同，不似其他民主国家，人们离开公立学校便会带走选票。另外，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大，不应如此悲观。

　　他们没有说服彼此。“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后，王蓉给克劳奇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但仅仅过了几年，王蓉便惊觉中国的现实情况愈发像克劳奇描述的那样。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八亿多人摆脱贫困，与90年代“穷国办教育”的官方话语主张已大不相同。但随着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部分地区的公立教育式微，越来越多的资源涌向私立教育(或称民办教育)。一线城市的私立学校动辄就是六位数的天价学费，各类校外补习机构更占据了学生与家长的大量课余时间。近年的统计数字便是例证，譬如，2015年上海中考成绩排名前十的学校全部是私立学校，无一所是公立。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浙江、江苏、广东、云南等很多地方。

　　而随之加剧的，是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焦虑。许多公立学校的成绩连所在地的平均分数都达不到，而就算私立学校竞争激烈、学费昂贵，学生和家长仍然挤破头。“公办学校沦为‘鸡肋’，陷入尴尬境地。”社交媒体上时有控诉，公立与私立教育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让寒门子弟再难有出头之日，社会阶层日益固化——到底是教育改变了社会，还是社会改变了教育?

　　“作为一个学者，你不能去撒谎，不能意识到了问题却假装没有发生。”王蓉将克劳奇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在学术圈内传阅，期望在从上至下倡导推行免费教育的热潮中，引起一些逆流的严肃讨论。2017年，她发表论文《直面我国的“教育拉丁美洲化”挑战》，指中国会出现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极端教育不公平格局，一时间在舆论中引发轩然大波。

　　王蓉意识到，原来普通中国人对教育的焦虑、纠结和不满，“已经快要到了爆发的程度”，而“政府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很多年以前”。

　　她想要把这种焦虑的来龙去脉搞清楚。2017年，她与同事们在中国29个省份353个县共计四万余户家庭中进行调查、统计，并调研中国多种类型的教学机构，在2018年夏天出版《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试图以数字来回答，教育的供需矛盾和根本症结所在。

　　在和微课堂记者的采访中，王蓉形容“这是一个为期十余年的故事”。回溯她对于免费教育政策的参与、研究与反思，她引用了克劳奇那篇论文中让她久久难忘的一句话：

　　“制定有关收费的政策，意味着触碰一个极端复杂的体系，而采用简单的政策去触碰复杂的体系，则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下面问答摘录自端传媒与王蓉教授的访谈。

　　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进入民办学校Q您所谈的中国“教育拉丁美洲化”，具体是指什么呢?

　　王蓉：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是指这样一种教育格局：就是在人口收入差距显著的社会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逐渐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

　　如果社会中高层次教育的好学校传统上都是公立教育，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学，且政府对这些机构采取高补贴或免费的政策，如巴西，这就会导致一种极端的、切实难以打破的教育不公平格局：社会中的优势群体在私立中小学接受优质教育，从而得到优质低价的高等教育服务及其背后的高额的公共财政补贴;与此同时，弱势群体接受着较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难以在获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取胜，阶层固化难以打破。

　　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Luis Crouch提出，在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社会中，免学费政策可能和“教育的拉丁美洲化”问题存在联动关系，即免学费政策导致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公共供给，导致有差异需求的中高收入家庭离开公立教育体系，而在私立学校就学。这一假设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过去十余年的教育财政政策。

　　Q一直以来的中国教育财政政策是怎样的呢?

　　王蓉：过去一段时期内，教育公共政策在中央层面、在基础教育学段，总的来说以弱势群体为优先考虑的对象，以保障这一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在弱势群体“上不了学”、“上不起学”的供需矛盾突出时，其他社会人群不会对总体以公平和平等为价值观取向的教育公共政策提出异议，政策的社会共识易于达成。

　　然而，在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教育选择自由将成为很高比例的较高收入家庭的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诉求。

　　容让这种诉求而维系或者鼓励相应的教育供给主体发展，不可否认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损害教育平等，使得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的质量越拉越大。而如果为了维系教育平等、拒绝容让这种诉求，则将直接影响中高收入家庭对高质量、个性化的教育的需求的满足。

　　我想这个问题触碰到了中国人的焦虑。但是政府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很多年以前，没有想到城市人群对教育的纠结、焦虑，对政策的不满，已经到了爆发的程度。

　　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进入民办学校，就会出现公立学校的恶性循环，民办学校的良性循环。

　　Q怎样解读这样的焦虑和不满呢? 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

　　王蓉：2017年下半年有个机缘。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甘黎，既是我的学兄，又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负责人。(编注：由甘黎和其团队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全国范围内的搜集样本，旨在评估14亿中国人的财富、住房、土地和金融行为等。甘黎曾在2012年指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他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61，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全国1%的人掌控超过25%的财富，同时，有4.3亿人正挣扎在贫困线下。) 他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我们一拍即合，说做一个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把家庭的教育负担、教育选择彻彻底底地搞清楚，这样我们就有数据可以说话了。

　　合作很顺利。2017年11月份我们拿到了数据，大家开始加班加点进行分析。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中，有一章叫《民办基础教育学校在服务于谁?》，回答我提出来的“教育拉丁美洲化”的问题，也验证了我当初的一个判断，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基本上是服务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一线城市的孩子进入民办学校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进入民办学校，就会出现公立学校的恶性循环，民办学校的良性循环。因为民办学校目前在收费、生源录取方面，有相当高的自主权，一些民办初中、小学一年学费二十几万(人民币)，孩子又是千挑万选的，生源好，收费高，有力量把好的校长和老师全部挖过来，形成良性循环。而公立学校，如果著名公立学校的校长都流失到民办学校去，一个城市top 10、top 20的学校都是民办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

　　▲许多公立学校的成绩连所在地的平均分数都达不到，但私立学校却竞争激烈，就算学费昂贵，学生和家长仍然挤破头希望入读。图为2016年成都一间私立学校举办“六一”儿童节晚会，学生观众准备入场。

　　公立教育，是不是也存在恶的一面?Q那这种情况需要去遏制吗?还是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任其发展?

　　王蓉：我个人认为不能让民办和公办的差距继续拉大，一定要把公立学校办好，因为公立学校的孩子是无处可去的老百姓。既然是这样，不能让老百姓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和社会优势群体所受的教育质量差距那么大。这是基础教育啊，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但是我们内部有很多争论。同事说，王老师，你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你没有看到怎么改善公立学校的治理，而是把眼光放在怎样克制民办学校的自主性。年轻的同事质疑我，说我只看到了一年二十几万的私立学校学费，却没看到家长为了进入好的公立学校，要买几千万的学区房——公立教育系统是不是也存在恶的一面?

　　一些悲观的同事认为，中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从来就不公平。在很多地方，教育的均衡流于形式。譬如北京的景山学校、实验二小，从来都是为elite class(精英阶层)服务的，只不过elite在不同社会阶段有不同的界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区房的情况愈演愈烈。以前老百姓是没有办法用钱去择校，是用权去择校。自从有了用钱择校，“学区房”的现象就愈演愈烈，成为泛社会化的焦虑。

　　但我觉得，还是要把公立教育系统办好，这是政府的责任。应该增加公立教育的财政投入，让只能上公立学校的老百姓觉得，我和社会优势群体的教育差距在可忍耐的范围内，而且上升渠道没有被堵死。这是基本底线。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谈公立教育系统之内的恶，和民办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我觉得是第二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