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东平：教育的变革必定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

　　南都观察：您说晋中的一些改革，是每个区县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高中，让他们的中学和小学都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平均或者一个稳定的生态下。他们做了哪些方面的改革?

　　杨东平：晋中是一个老典型，在这些治理得比较好的地方，必定有一个优秀的教育家，它的上一任教育局局长鹿建平，首先他的教育理念、价值观非常正确。然后他有行动力，不为世俗的意见所改变。而且还要能够有本事争取到上级领导的支持，给他一个操作的天地。所以有一个过程，逐渐形成了教育局有很大的权威，大家都很相信他。逐渐的，教育的状态就越来越好。

　　南都观察：看一些资料，说当地教育部门对教师的考核，不单是升学或分数，这些比重是降低了的?或者对校长的行政职级也是有改变的，不再是行政的角色?

　　杨东平：对，他们都实行了校长职级制，改变了行政化的干部管理。另外，他们用评价一个区的教育，来替代评价一个学校的教育。市里面只评价区的整体的教育状态，而不是评价学校，这样子学校就松绑了。

　　校长职级制的改革，是最近20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搞的，做得最早的其实是山东潍坊。我们现在的学校校长管理，是把他纳入地方的党政干部的序列。因为很多重点学校，有的是科级，有的是副处。像最优秀的县一中，往往就是处级了，它跟县长是平级的。所以这些校长不跑教育局，而跑组织部，他的心思就在其他的方向了。所以当时潍坊首先实行了校长职级制，使得校长安心教育，按照你的教育工作的成效来给你相应的职级。

　　现在上海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这么做，但是有些地方是实质性的，而有些地方表面上只是这么一个壳，内里还是行政化的。

　　南都观察 ：让校长来管理学校，其实他最后管理的成果是会更好一些的?

　　杨东平 ：对。让他安心教育。努力成为一个教育家。

　　南都观察：在一些乡村学校，其实已经有很创新的实践了，他们在几年前就引入了线上教育，还采用了一些项目制的教学方式，所以这些学校在这次疫情中能很好的过渡到线上教学。但是这种教育创新的发生，好像没有很大范围地推展开，我们的作者就走访了一些学校，发现这种更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创新还是少数。其实它是有机会发生的，并且已经有一些实际的例子了，但是其实在更多的学校里，它并没有出现。

　　杨东平：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放眼世界，也应该是这样的，创新型的学校还是极少数的，在美国，大量的学校也是这种循规蹈矩的公办学校，还是像教育工厂这种模式的。

　　所以改变教育工厂的模式，促进教育创新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它依赖于造就一批教育家，要一批有志于改变教育的人去探索新的不同的教育方式。另外，还有赖于制度环境，提供一个改革的机会或者空间，要有相应的办学体制的改革。这就是我们特别呼吁的。在中国近二三十年来进行的改革，有两项重要的改革，一个是高考制度的改革，一个是课程体系的改革，也就是新课改。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进行办学体制的改革，始终是“大一统”的高度行政化的教育局办学，校长很难有什么作为。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很多国家都已经着力在这个方向上去改变教育了，打破过于刻板的、行政的教育体制。在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包括瑞典，都是采取了一种叫“特许学校”，或者“自由学校”的概念，允许公办学校自行设置新的教育方向、内容、课程结构等等，允许你做不同的教育，而不是按照教育局的规定来做。教育局跟学校签订一个协议，三年以后来检查，如果学校达到了它自己提出的一些理念、要求，继续办，达不到的话，教育局再收回，它是在公办教育学校系统当中改革。

　　类似的，台湾地区2014年年底颁布了“实验教育法”，也是这个概念，每个区域要拿出不少于15%的公办学校做实验学校的改革。进入“实验教育”的学校，可以在现有的政策法律之外，去做的创新型的设计。这就是给它一个特许权。所以台湾地区的实验学校现在开展得非常热烈，而且把这个概念扩大到了高等学校这个阶段，希望在高等学校也设立一些实验教育。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特别欠缺，在“大一统”的行政管理下，限制体制外的办学、限制教育家办学。即便在这个情况下，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的边缘，也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型的小微学校，在自我生长。尽管一开始可能不合规、不合法，但是逐渐地，它也在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我觉得这种多样化的教育，也是教育生态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只有在这样的生态当中，才有可能来改变教育。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变革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明确的认识，我们并不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登高一呼、旧貌换新颜这样的想法，这个是不真实的，教育的变革必定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替代的过程。

　　新的东西出来了以后，逐渐地受到更大的家长和市场的欢迎，逐渐地有更多人来模仿、学习它，这是用一种新的范式来取代旧的范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靠教育家的努力，也要有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专项招生计划”是个善政，但还可以做更多

　　南都观察：现在针对贫困地区的学生，也有一些定向招生的专项计划，这其实是可以看作是在录取结果上对贫困地区的一种补偿，因为他们本身来自教育资源更低的一些地方。但是可能是因为一些基础能力的差距，比如说英语这些学科，他们虽然进到了大学，可能追不上其他的同学。因为其他的同学来自教育资源相对更好一些的、教育水平更高的、对学生基础要求更高的学校。有些学生就因此休学或者退学，怎么看待这种补偿性的招生的计划呢?

　　杨东平：研究型大学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收贫困学生的计划，是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一个国家政策。其实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讲，也是有不同的争论的。对于这种补偿性的行为，有的人认为它造成了另外一种不公平，是在通过降低标准来招生，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不利于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提高自身的素质来参与竞争。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在中国现实的这种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中，用这种方式来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善政。

　　但是我觉得欠缺在什么地方呢?两个方面。我们对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很少见到研究和评价，因为它一开始只有1万多人，现在大概每年有5万人左右。这5万人到底是哪些人?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贫困地区不仅仅有贫困的农村学生，也有很多党政干部家庭的学生，也有很多商人的子女。这些地方的人往往会说：“一视同仁，我们也是在贫困地区生活，为什么只有农民的孩子能够享受这些机会，我们就不能?”这的确也是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怎么来评价公平的问题。

　　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事实，这5万人的名额，究竟农村的学生占多少，没有人知道。没有数据，没有调查，没有公布过，我个人最担心的是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政策能不能真正让农村学子受惠，这个可能是要划一个问号的。

　　第二点，仅仅给他升学机会是不够的，还要给他提供持续的帮助。我认为在这些研究型大学，应该根据这些学生的实际情况提供不同的教育，而不是进去以后就“大拨轰”(形容一群人在一起学习，不能照顾到每个人的学习状况及成果)。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问题就在这儿，抢生源、抢高考状元，抢来以后，高考状元和贫困学生一视同仁，都是在大一统的常规教学当中自生自灭。

　　所以在大学的第一年，很多学科的不及格率非常高，很多高分学生挂科了。贫困学生也会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在第一年，没有对贫困学生提供重要的学习指导，以及针对性的补偿教育。

　　前些年有一个公益组织，在西部地区的十几所民族学校和师范学校开展一个公益项目——如何帮助这些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这些学生尽管进入了学校，但他失败的风险是很大的。所以要从他们的需求出发，知道他们最短缺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是英语，一个是计算机。但是后来他们调查的时候发现，还有一项比这个更重要的——普通话。不会说普通话，不敢跟人交往，不参加社交活动，自卑。所以普通话是造成他自卑的第一个因素。那么，他们就针对这些农村学生，首先开办的是普通话的学习班，让他们尽快地改变语言，培养自信心。

　　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很具体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而不是招进来就完了。这是福特基金会这些年做的资源极大的一个项目(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Pathways towards High Education)，经费非常高，因为后来参加的学校越来越多，非常管用。

　　▲ Pathways towards High Education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全球14个国家/地区实行，主要聚焦于提高社会处境不利学生(弱势群体)的社交、领导力等软技能，以增加其就业潜力。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后来还发现这些学生到就业的时候，为什么就业很困难?他们的短板就是交往能力，社交能力不行。这个社交能力不行就需要培养，需要在四年的学校过程当中给他机会，给他锻炼，所以后来这个项目里面有一笔专门的经费鼓励这些学生自助式地服务同学，比如说办一个卖火车票的服务项目，他通过这种服务能够获得一些收益，扩大了的交往，提高了自信。如果和福特基金会的行为比较，我们现在的大学，这些问题完全都不在它的视野之内，它看不到这些问题，招进来了以后，就是自生自灭。

　　我觉得这个是很遗憾的。好学生也是如此，差学生也是如此，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青少年嘛，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被应试教育戕害了那么多年，这次宽心了、放松了，天天打游戏。马上第一年就垮了。

　　第一年的教育非常重要，然后是对这些弱势学生的针对性的支持，这是真正的补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