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者陷“剽窃”媒体争议，这其实是一个吃相问题

　　孙萍或许存在蹭流量的行为，但作为被采访的专家，研究又被大篇幅引用的人，想蹭个流量，似乎也没那么不道德。

　　11月4日，《人物》杂志发布声明指责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孙萍，冒认曾经火爆一时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人物》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是由作者赖祐萱和编辑张跃经过16个月的辛苦工作，独立操作、编写完成的原创报道，全文21570字，其中《人物》作者通过访谈和调查获得的原生细节和故事高达100多处，引用孙萍访谈及相关论文中的细节和故事5处，论点11处，共约1586字，且所有引用均严格遵守报道规范，清晰标注信源及出处。

　　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发布后的一段时间内，孙萍老师多次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原作者”“原始研究者”的身份出席讲座、公开活动，在《人物》与其正式沟通后，在其参与的媒体采访、出版物推荐语中，又多次出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是‘基于孙萍的研究结论’‘基于孙萍的田野研究’”等不实观点。

　　《人物》杂志认为，仅仅因为第五稿完稿前对一个学者的访谈和规范引用而变成了“基于”他人研究，甚至变成了他人作品，实在令人不解。

　　孙萍在11月4日下午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回应。

　　她表示，本人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说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是本人写的；本人是《人物》杂志2020年9月8日上述文章的被访谈者。不是作者。《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提及本人的名字16次，引用了本人的学术论文3篇。另如其声明所说，文章“引用孙萍访谈及相关论文中的细节和故事5处，论点11处，共约1586字”。

　　我既是一个写作者，也是一些智库的研究员，也经常接受采访。像我这样高强度地写，同时经常接受采访的人，可能也不多。相对来说，我可以做持平之论。

　　01

　　导致这场争议的第一个因素，是记者和专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我的经验，接受采访后的文章，有几种形式。

　　一种是偏事实报道，专家观点仅仅是形式需要，一篇新闻报道下来，最后要加几句专家的观点，对新闻事件的点评。这种类型的采访，专家的观点如何，其实不重要，怎么认为都可以，有时候就是一个点缀。这种情况下，我和记者聊20分钟，最后文章中出现的，也就是几句话。

　　一种是仍以事实为主，但观点权重更大，偏观点型的报道，文章本身需要专家的背书，或者需要专家的不同看法。这种情况下，记者需要采访不同的专家，每个专家的观点不同，专家观点所占的篇幅也稍多。

　　还有一种，是基本偏观点、评论的报道。专家的观点就非常重要，篇幅也很大，会不断在文章中出现。是整个文章不可缺少的灵魂部分。

　　另一种分类原则是采访时间。有些采访，是记者基本上写好文章，然后再来采访。这时记者文章已经定型了，专家观点填上去就好。有时候记者都不用采访，直接找篇我的相关文章，摘取一段话，放到文章中去。

　　有些时候，记者采访的时候，是在开始写稿之前。这种情况下，专家的观点，就会影响到文章的方向。如果是那种偏观点、看法类的文章，专家的观点就是文章的灵魂。有位内参记者，选题的时候就会来和我聊聊，我会谈一些观点，就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选题及其方向。

　　观点是否是文章的灵魂、骨架，和采访的时点有关，但也未必完全相关。有记者来采访，和我聊天，聊到最后，发现她之前设定的观点、方向，完全不成立。我还开玩笑，你这得推翻重来了。所以，专家接受采访的时点，和专家的观点是否是文章的灵魂，并无直接关系。

　　02

　　导致这场争论的第二因素，是法律。

　　法律是 限度的道德，是一切的底线，那么，先谈法律。著作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即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包括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本身，包括思想、思路、观念、创意等。这是因为思想是抽象的，无法被直接复制或传播，而表达则是将思想具体化的过程，可以通过文字、图像、音乐等方式被复制和传播。

　　著作权法的目的是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不是对思想的控制。如果对思想进行保护，那么将会阻碍人们的创造性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这与著作权法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换句话说，洗稿不构成抄袭，法律不会惩罚洗稿。

　　需要说明的是，微信公号的原创保护，是企业内部规则。我曾写过用多人评判的形式来判别洗稿，并加以处理，后来腾讯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有一次，自己洗自己的稿子，也被判了滥用原创，在这里我要表示，这是不合理的。

　　著作权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这就意味着，我和记者聊了半个小时，记者全盘接受，写进他的文章。理论上，他可以不署我的名字，并不违法。在现实的媒体操作中，一般只要写明是谁说的，就完全不违规，合乎道德。

　　需要声明的是，我对此采访后是否署名，丝毫没有芥蒂，欢迎采访。

　　实际上，我朋友圈的观点，或者群里的观点，也经常出现在别人的文章中。在我写作的最初一两年，我对这个现象还颇为介意，不过现在完全不介意了。当然，我有时候也会用到别人的观点。

　　03

　　以上两点，就形成一种冲突：孙萍认为她是观点提供者，理应享受传播红利，但《人物》认为，她没有这个资格。

　　《人物》杂志的看法，其实核心就是，文章中提到专家名字了，就足够了。孙萍过界了。

　　那么，孙萍到底过界了吗？

　　我的看法是，可以分开说。

　　首先，专家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中，也是一种传播。作者名字是署在文章前面或后面，专家名字在文章，哪种传播更好，也说不清楚。当然，作者名字可以写得大一些，加黑，专家的名字在文中，就是普通字体。在一般的文章中，也没人在意这些细微的传播上的差异。

　　但对于《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样高度传播的文章，一切就变味了。

　　文章的作者，有个独有的好处，就是天然和文章联系起来的，可以反复说：“某篇文章是我写的”。于是，根据《人物》杂志的指控，孙萍就用了“原作者”“原始研究者”“基于孙萍的研究结论”“基于孙萍的田野研究”等说法。

　　“原作者”“原始研究者”肯定是不成立的，孙萍也否定这种说法，说自己没有这么说过，都是其他人误用。如果这样用，就过界了。

　　但“基于孙萍的研究结论”“基于孙萍的田野研究”这种说法，其实就很难判断。

　　首先，引用的比一般专家采访多，细节和故事5处，论点11处，共约1586字。在我印象中，孙萍是文章的主导性专家。虽然全文两万多字，10%不到，但就像我前面说的，专家的观点对文章的重要性，其实是很难定义的。

　　其次，我前面也举过例子了，专家对文章的影响，与采访的时间点，是没有关系的。

　　当然可以说孙萍是“蹭流量”，但毕竟记者也访谈了1小时，智力劳动的价值，很难用时间去定义。就像我之前举的例子，如果那位记者推翻重写了，我聊这一小时的贡献，该怎么算呢？

　　一个相似的例子是，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基本是研究生写的，但导师也会署名，有些还会在前面，是第一作者。当然，我不是说记者和专家就是这种关系。我只是说，在智力劳动中，参与者的贡献很难定义，可能存在这种关系。有时候这种关系是说不清楚的，就像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辈子的恩怨。

　　总之，孙萍或许存在蹭流量的行为，但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作为被采访的专家，研究又被大篇幅引用的人，想蹭个流量，似乎也没那么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