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办幼儿园的低收入家庭负担过重，学前教育如何均衡起点？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是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重大民生工程，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为了普及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我们应当关注和探究家庭学前教育负担以及如何通过改善政策和制度设计来减缓家庭的负担。

　　此项研究基于 2019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 CIEFR-HS )，评估了家庭学前教育总体负担以及地区和群体之间差异和不平等程度，获得多种发现，能够为普及可负担、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持，为未来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完善提供多重借鉴。

　　「学前教育」是指幼儿园学前教育机构对3-6周岁学龄前儿童根据一定的培养目标和幼儿的身心特点，实施的保育与教育。学前教育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非常重要。大量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儿童尤其是弱势群体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为确保普及优质的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投入的充足性以及政府和家庭之间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设计至关重要。在许多发达国家，政府承担着资助学前教育的主要责任。例如，2017 年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 71 %的学前教育资金来自公共财政，其中芬兰和瑞典的比例超过 90 %。根据该报告，经合组织国家 3 至5岁儿童的学前教育覆盖率达到 85 %。然而，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家庭承担了大部分学前教育费用。研究还发现学前教育覆盖率和覆盖人群存在显著且持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作为世界第二大儿童人口国家，中国在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中确定了「普及学前教育」的政策目标。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推动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安全和优质发展。

　　「学前教育普及」是确保城乡学前教育资源全覆盖，为每位幼儿提供享受学前教育的条件。具体表现在科学优化幼儿园布局，科学测算学位供求，切实满足适龄幼儿就近入园的需求。为保障学前教育普及，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在此基础上，《「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出了普及目标。为实现学前教育普及，我国加大了幼儿园建设力度，尤其是农村地区。通过新建、改扩建幼儿园，提高幼儿园覆盖率，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就近入园。同时，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鼓励和支持民办幼儿园发展，满足家长多样化需求。在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学前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截至 2023 年，全国幼儿园数量达到 27.4 万所，在园幼儿超过 4000 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8.1 %。

　　「学前教育普惠」是减轻每个家庭学前教育的经济负担。具体表现在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由政府控价，减轻普通幼儿家庭经济负担。为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学前教育，我国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普惠性幼儿园具有收费合理、质量有保障的特点，有效解决了「入园贵」问题。截至 2023年，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90.8 %。为鼓励和支持普惠性幼儿园发展，我国政府设立了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给予资助。同时，对普惠性幼儿园给予生均经费补贴，确保幼儿园正常运转。我国高度重视普惠性幼儿园质量，建立了严格的监管制度。加强对幼儿园教师、保育员、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监管，确保幼儿园安全、卫生、健康。

　　近年来相继出台的政策文件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学前教育的全面规划和战略部署。《「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旨在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普及普惠水平，确保到 2025 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0 %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5 %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50 %以上。《 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5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 %；到 2035 年，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也体现了政府对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学前教育）的整体提升和均衡发展的关注。

　　这些政策旨在通过优化布局、增加资源供给、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监管体系等措施，推动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尽管政府一直努力增加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家庭缴纳的学费仍旧是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整体上，我国家庭承担着学前教育一半左右的成本，比 OECD 国家高很多。为了评估了家庭学前教育总体负担以及地区和群体之间差异和不平等程度，为普及可负担、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持，北京大学魏易等人基于 2019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 CIEFR-HS )进一步扩展了先前关于中国家庭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研究。研究有以下亮点：

　　首先，研究使用的 2019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 CIEFR-HS )具有全国和省级代表性。调查覆盖了 29 个省/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香港和澳门）、345 个城市/地区/县、34643 户家庭和 107008 个家庭成员。在中国，幼儿园通常接收 3-6 岁儿童，但 3 岁以下和 6 岁以上的儿童也可以上幼儿园。2019 年的样本数据显示，4085 名 3-6 岁儿童中有 2797 名在园儿童，净入园率为 68.5 %；有 3415 名上幼儿园的幼儿，毛入园率为 83.6 %。研究重点关注在园儿童家庭，包括 3 岁以下和 6 岁以上仍然上幼儿园的儿童家庭，去掉没有汇报学前教育支出的样本，最终的样本包括 3111 个家庭（占总样本家庭数的 9 %）的 3371 名儿童。有 1 名在园儿童的家庭占比为 92.1 %，有2名在园儿童的家庭占比为 7.5 %，有 3-4 名在园儿童的家庭占比为 0.4 %。除了与子女教育相关的家庭支出，调查数据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家庭背景信息。包括受访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户籍、家庭规模和结构、家庭年收入和消费支出。

　　其次，研究以家庭学前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 7 %作为门槛，评估了全国和各省的家庭学前教育负担情况，并进一步呈现地区和群体之间学前教育负担水平的差异和不平等程度。能够帮助相关政策制定者更加有效地识别负担过重家庭和学前学生资助政策瞄准的对象。研究定义，如果一个家庭在学前教育上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7%或以上，那么该家庭属于学前教育负担过重家庭。7 %的阈值选择是基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儿童保育办公室提出的联邦学前教育补贴标准，尽管7%的门槛来自美国对学前教育的补贴政策，但也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一是因为这个门槛是根据收入比例而不是收入水平来确定的。二是如果在高收入国家学前教育负担超过7%的家庭需要补贴，那么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家庭支付能力更低、负担更重。对于每个家庭，本文计算了一个家庭所有在园儿童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基于比值构建了一个二分变量来表示学前教育负担过重的家庭。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将 7 %替换为 10 %和 20 %，进行了同样的分析和检验。

　　再次，研究使用三层逻辑回归模型（three-level logit regression model）分析与家庭学前教育负担过重相关的因素。评估了按照孩子性别、幼儿园类型（公办园或民办园）、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城乡家庭分类的家庭学前教育负担水平和负担过重家庭的占比差异。估计了全国家庭学前教育支出水平和负担过重家庭的比例，进一步估计了家庭学前教育支出水平和负担过重家庭比例的省际差异。这些信息有助于确定哪些省份学前教育支出水平更高、负担过重家庭比例更高，从而为普及可负担、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政策制定提供数据基础和实证支持。

　　研究基于 2019 年 CIEFR-HS 数据分析了地区和群体之间家庭学前教育负担的差异和不平等程度，得到以下数据及结论：

　　1、每个孩子的学前教育支出水平和差异

　　数据显示，2019 年在园儿童个人学前教育支出平均为 8220 元，从青海省的 4070 元到北京的 23348 元不等。有 12 个省份的加权平均值相对于全国平均值为正值，表明每个儿童的学前教育支出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大多是相对发达的省份；而其他 17 个省份的数值为负值，表明每个儿童的学前教育支出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大多是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

　　根据置信区间检验规则对每个儿童学前教育总计支出和校内支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进行显著性检验，可得出以下结果：从性别来看，女孩的支出略低于男孩，但二者无显著差异。从幼儿园类型来看，民办园每个孩子的学前支出明显高于公办园，民办园的家长比公办园的家长多花费约30%。在民办园中，民办非普惠园每个孩子的支出为 8870 元，高于民办普惠园（ 7542 元），存在差异但差异仍不显著。从母亲受教育程度来看，母亲受过大学教育的儿童的平均个人学前教育支出为 13990 元，是母亲受过小学或小学以下教育的儿童的 3.8 倍。从家庭经济状况来看，家庭人均净财富最高的 20 %家庭中的一个孩子学前教育支出平均 17007 元，是最低的 20 %家庭的 4.1 倍。从城乡来看，与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学前教育支出要低得多。

　　2、家庭学前教育负担和差异

　　通过计算分省份的学前教育负担过重家庭占比，可以发现，东北和中部省份的家庭学前教育负担比例高于其他地区。其中辽宁（76.9%）和陕西（67.0%）的家庭负担超过7%的家庭占比最高，甘肃（33.1%）和河北（35.8%）最低。14 个省份的加权平均数相对于全国平均数为正值，表明其学前教育负担过重家庭百分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 15 个省份的数值为负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甘肃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其负担过重家庭比例最低，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将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学前教育作为教育扶贫政策之一。

　　根据置信区间可视化规则对学前教育负担过重家庭占比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进行显著性检验，可得出以下结果：从幼儿园类型来看，负担过重家庭占比在民办普惠园为 55 %，在民办非普惠园为 56 %，高于公办园（41 %）。城镇家庭（52 %）和农村家庭（46 %）之间的差异也基本显著。而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家庭之间和不同净财富家庭组之间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但家庭人均净财富最低的 20 %家庭数值上（54 %）高于其他财富值更高的家庭。

　　由此可以看出，仅考虑校内教育支出时，公办园家庭、城镇家庭、富裕家庭、母亲学历较高的家庭中「负担过重」家庭占比大幅下降，而民办园家庭、农村家庭、贫困家庭、母亲学历较低家庭变化相对较小，甚至几乎没有变化（如人均净财富最低的 20 %家庭）。这说明，在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家庭群组中，「学前教育负担过重家庭占比」主要反映的是家庭送孩子上幼儿园发生的支出负担过重；而在社会经济背景较高的家庭群组中，「学前教育负担」则既有基础的上学支出，也有家庭自己选择性的支出。另外，负担过重家庭占比在城乡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这两个维度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在就读不同属性幼儿园的家庭之间、用家庭净资产衡量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之间的差异则较为显著。结果显示，政策更应该关注的是低收入家庭和民办园（尤其是普惠园）家庭的负担。

　　为了减轻家庭的学前教育经济负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政府通过增加公办园入学机会、扩大普惠幼儿园的覆盖面、增加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和形成政府家庭共同负担的成本分担机制，并对民办园的学费进行了监管，来解决学前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家庭仍然为就读幼儿园支付了相对较高的保教费用，尤其是在民办幼儿园的低收入家庭。一方面这是由于目前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仍旧主要针对公办园。虽然幼儿资助标准主要依据政府认定的「五类儿童」，但根据 2019 年 CIEFR-HS 数据，公办园在园儿童获得资助的占比（13.5 %）要高于民办园在园儿童（9.6 %）。另一方面， 2000 年以来民办园的快速增加，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入园难的问题。民办园在园幼儿 2000 年只占 13 ％，2010 年占 47 ％，到 2019 年仍有超过一半的学龄前儿童（56 %）在民办园就读。即使近年来公办园有所扩大，仍无法完全满足所有家庭的需求。

　　上述研究及其结论为普及可负担、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支持，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学前教育政策的改进方向。当前的资助体系尚未全面覆盖所有需要帮助的家庭，特别是民办幼儿园的高费用使得许多家庭望而却步。此外，对农村及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关注不足，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为了实现教育公平，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到良好的学前教育，政府必须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完善资助制度，让经济困难家庭的儿童也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

　　首先，同等待遇，民办与公办幼儿园要实现均衡发展。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政府都应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能够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和资助水平，消除因幼儿园性质不同而产生的待遇差异。其次，重点关注农村及城镇低收入家庭。政策制定时，应特别关注农村地区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情况，通过有针对性的资助政策，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率。

　　综上所述，未来的政策应着重考虑完善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建立由政府公共财政对经济困难家庭儿童入园免除保育费和给予生活资助的学前教育资助体系，并给予在民办幼儿园就读的经济困难家庭儿童与公办幼儿园就读儿童同等的待遇。此外,在关注农村家庭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城镇低收入家庭学前教育的负担。

　　完善学前教育资助制度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政府、教育机构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高质量的学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