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即将开学的小镇青年，如何走出自我低估

　　在许多次采访中，学者谢爱磊说他并不认可“小镇做题家”的说法。他认为“做题家”不是客观能力的叙述，而是社会流动中个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探索。这其中也有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

　　“社会流动本身意味着从低到高，当他们更认同现在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一些价值判断，贬低过去的自己。”而他聆听、书写的正是流动背后的情感代价。

　　社会适应

　　考上上海交通大学那年，是凌峰人生中难得的高光时刻。

　　今年33岁的凌峰出生于江西农村，18岁之前在农村和县城求学，高考后去了上海。成绩出来的那年夏天，他意气风发，手握奖学金，被邀请到县里和市里演讲，他默默背着《新概念英语》上的英语课文，笃信“上了大学也要努力学习”，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可等他进入真实的大学生活，信心很快就被击垮。先是入学英语水平测试不及格，紧接着上体育课集体跳绳时，“每次到我这就卡。”叠加的落差越来越大。专业课成绩也是吊车尾，就连做实验，他发现自己的反应也慢半拍，不如班上其他同学。

　　“在小县城，我被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进了大学之后发现自己一直垫底。”这或许是许多从农村和小镇考上名校的学生都体验过的“落差感”。他们通过教育流动到大城市，经济上的不安全、融入城市的不适应以及评价体系的改变将落差感放大。社交平台上，他们戏谑地自嘲为“小镇做题家”——“除了做题，一无所有”，在成员超过13万人、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豆瓣小组里，讲述自己的社交障碍、职业发展的迷茫以及“上岸”经验，共享着同一种失落。

　　考上名校的励志故事远非这些农村和小镇青年境遇的全貌。从2013年起，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从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的四所“双一流”高校中选择了约2000名学生展开追踪研究，他们中有近28%来自农村和小镇，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精英大学。由这项研究凝结而成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于2024年5月出版。谢爱磊在研究中发现，相较于经济上的不安感，更让这些农村和小镇学子难以招架的，恰恰是大学期间的“社会适应”。

　　入学没多久，凌峰就报名了学生会。面试时被问起有什么特长，他很自然地说唱歌，面试的学姐又问他是否参加过合唱团，他一下子“被镇住了”。“之前跟同学一起去KTV唱歌的时候，我没跑调，这在我的认知里就挺不错的。我怎么会有（合唱团）这样的证据？”不出所料，他后来落选了。

　　关于学生会的参与程度，谢爱磊曾在追踪的两千余名学生中做过一项统计。结果显示，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籍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籍学生14个百分点。

　　就像谢爱磊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我研究的农村和小镇青年，经常在访谈时提及‘觉得自身的社会能力不足’，在新的环境中难以自洽。”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许多受访者也分享了类似的感受。

　　凌峰大学期间的朋友都是舍友，“一起打游戏，跑社团，过着很普通的生活。”工作后，他从上海搬到广州，在一家公司工作了近十年，始终没交到太多朋友。“我害怕跟别人熟起来。同事邀请我也不太敢去，也觉得没熟到周末一起玩的程度。”他有时候疑惑同事之间“一起吃饭遛娃”的社交圈是如何建立的，“我比较亲密的朋友都是高中复读那年认识的，大学只认识了我老婆，工作之后更没有机会。好像不知道怎么跟人建立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还挺自卑的。”

　　同样来自农村的汤婕坦言人际关系一直困扰着自己。她形容自己的性格“（在社交方面有些）迟钝、偏淡，有些孤僻”。大学时期的舍友待人接物大方得体，作为旁观者的她一直羡慕。而她自己参加聚会，“经常只和认识的人说话，然后就回家了，属于无效社交。”后来工作多年，自觉见了一些世面的她遇到酒局还是局促，“我能感觉身边出身跟我差不多的人，都不太擅长这种场合。因为你从小就没怎么见过，爸妈也不可能教。”

　　自我低估

　　在这群从农村和小镇考上名校的学生的讲述中，与“社交能力不足”一同被反复提及的，还有“自卑”。

　　大一结束，凌峰忙着转专业。他最初读的生物专业是在家人的建议下选的，读了一年后，他发现“（当时）身边铺天盖地都在说生物专业要想有前途，必须读研读博再出来（就业）”，“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就想着赶紧走。”

　　那时他有几个选择：材料工程、微电子与软件工程。“保险起见”，他选了前者，“我不是冒险主义的，趋向于求稳，与另外两个热门专业相比，材料（工程）招的人也多，够一够还是够得着的。”

　　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他也循着这种逻辑惯性。大四被实习公司提前录取后，他理所当然地没再找别的工作。不是没野心，只是有次他凑热闹去面试一家世界500强公司时，被“10人站成一排”的阵仗吓到了。还有一次，他面试了一家车企，面试官问到的专业知识他在课上根本没学过。等他讪讪离场时，发现还有几百人排队等着面试。

　　以上种种，都增加了他“找不到工作”的危机感。“后面就对（找工作）这事失去信心了，甚至有点惧怕。”

　　经济上的不安感是凌峰自卑和求稳的源头。“因为高考考得好，我的资助人继续资助了我，读大学期间，我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经济压力，但十几年依靠资助求学的经历始终让我觉得欠了很严重的外债，自卑和怯懦的心理也一直陪伴着我。”

　　求稳的心理也贯穿了汤婕过去三十几年人生抉择的过程。本科毕业考研时，她本想考高中时的目标院校——浙江大学，但所选专业只收两人，为了求稳，她改考了招录人数更多的武汉大学。

　　毕业投简历，汤婕热衷于进大公司，看书也是挑评分高的读。“这样容错率比较高。我不觉得自己有很强大的信息筛选能力，如果它本身是特别好的公司，能学到东西的概率也高。我希望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一点。”她解释自己强调容错率是因为“试错成本比别人高”。

　　谢爱磊认为，求稳偏好源于一种经济上的考量，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下，越是弱势的群体，越难以承担风险。而这也像凌峰告诉《南方人物周刊》的：“我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后盾，家里人没办法给予我一定的经济支持。当我想去冒险挑战或争取什么时，我总会想，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中有一节专门写这群从农村和小镇考上名校的学生的自卑情结。谢爱磊将之定义为“自我低估”，具体表现被分类为“不如别人”、“更内向”、“更局限”、“更单调”——“容易有压力感，意志消沉，在大学环境中难有归属感，自我效能感低，害怕失败”这些主观体验都属于自我低估。

　　谢爱磊指出，这份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与进而引发的自我设限是农村籍学生家庭早期文化资本投资缺失（他们自认为缺乏在精英环境中被认可的“知识”和“文化技能”）的结果，并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精英大学环境中的持续探索。

　　谢爱磊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样本。他来自安徽的一个农村，参加高考那年还是估分报志愿，“当时没有专业的指导，自己也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就填了一所师范类院校。”分数出来后，他发现按照当年的录取分数，自己“其实可以上最好的大学”。

　　本科、硕士，一路凭奖学金念到博士，他顺利进入一所高校工作，但迫于当时的家庭经济压力，他重返香港做博后。其后重新寻找教职时，“经济的稳定”成为他考虑的重要因素。一些同行不解他最初为什么放弃名校教职。后来他有家人生病入院，在医院陪床时他庆幸地想，“幸好选对了，如果没有钱给他们看病怎么办？”

　　“农村学生面对巨大的社会结构时不是只有无奈。我们是有策略的，可能要暂时放弃一些世俗的标准，渐进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谢爱磊说自己很喜欢英国社会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社会结构与人的行动互相制约的论述，“人一直在与社会结构作抗争，争取自己的空间。有的人协商多一点，有的少一点。”

　　名校光环褪去后

　　张科第一次注意到好成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时还在读小学。

　　出生于1995年的张科来自湖北农村，身为家中独子，他从小就成绩拔尖，“周围人也比较开心。”尽管高考发挥失常，他还是去了东北一所985院校，学材料工程。大学四年一晃而过，他凭着惯性读完研究生，到了找工作的时候才恍然意识到，成绩不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 的 标准。

　　“周围各式各样的人，找的工作和学历不成正比。”张科后来进入广东的一家供应链企业，工作一年多后辞职。

　　“我性格比较内向，供应链（的工作）要和许多人打交道，本来想趁机锻炼一下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克服不了。”在职场中，他观察到“顺着别人的话题、处事圆滑、会来事”的同事总是做得比自己好。

　　因为不会来事，凌峰一直没晋升过。

　　进入公司时，凌峰的志愿填了采购部门，不知怎地，被调剂到了制造部门。一年后，他又被领导调到“另外一个非常边缘的岗位”。凌峰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被调剂的状态。”

　　他羡慕向领导争取的同事，但大学时的不自信被他延续到了工作岗位，“我不敢和领导直接沟通，总觉得是自己事情没做好，能力不够。”

　　因为写的文章不错，他也在总经办待过几年。其间有过几次升职机会，他都没把握住。分析原因，他认为自己“酒桌上不够落落大方，人情世故不够老到，不懂得和领导搞好关系，又太嫉恶如仇”。

　　工作到第七年，他逐渐意识到和自己同届入职的同事纷纷被提拔为干部，而他还是“大头兵”一个。

　　他羞于再提起自己的大学，“好像大学考上985成了人生中 光的时刻，困在里面了。但人生的发展还很长，需要持续的学习和进步。”三年前，他从总经办调到了研发技术岗。这次是他主动提出的。

　　2023年，他们班上组织了一次十周年聚会，因为不在上海，他也没去。他自觉在同学中算“混得一般的”。“人生际遇说不清道不明。”他倒不觉得有什么包袱。

　　过去十年，他和许多同学都断了联系，知道的几个——“一个去瑞士留学后，留下来做了老师；一个在西安的高校做老师；还有两个很有经商头脑，早早开了猎头公司。”

　　在谢爱磊于2018-2019年间追踪的一千余名学生中，共有399人（城市籍学生和农村籍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54.1%和43.1%）进入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显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城市籍和农村籍学生在就业方向上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较农村籍学生而言，城市籍学生更有可能在直辖市工作。而城市籍学生的初始薪金比农村籍学生平均高出20%。

　　跟谢爱磊交流过的学生中，许多人感受过与张科、凌峰一样的迷茫。面对毕业的分叉路口，他们“没有清晰的目标和规划”，“随波逐流”，自我感觉“像精英大学的过客”。

　　“飘萍”

　　汤婕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是在2022年的夏天。

　　那时社交平台一则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讨论度极高。在视频里，创作者“衣戈猜想”的二舅曾因发烧时被医生一天打四针而落下残疾，从此辍学在家。后来二舅学习木匠，养家糊口，66岁时还用三轮车载着88岁的母亲出门做木工。汤婕记得没过多久，一位名叫周劼的炫富男又掀起热议。

　　两则对比强烈的新闻让她感触颇深。与两个话题的当事人相比，她认为像自己这样通过读书走出农村的是卡在中间的人。“我们不会留在自己成长的小山村里过一辈子，我们努力地做题就是希望离开这里。当我们的视野在城市得到拓宽，资源和人脉却又够不着（城市里）比较高精尖的东西时，还挺迷茫和痛苦的。”

　　让这些农村和小镇青年感到进退不得的不只是城市生活。

　　谢爱磊最近一次回安徽老家，夜晚散步时听见对面传来匆忙的扫地声，于是问母亲对面住着谁，母亲说，“一个一本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家考研。”简短一句介绍，谢爱磊立刻共情了那位未曾谋面的扫地人的焦灼，“在农村，大家认为如果你进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应该获得一份工作——给你带来经济上的安全。教育对他们来说有着这层必然意义。”

　　经济上的成功仿佛一把尺，平等地丈量着每一个从农村和小镇走出去的人。“我们这种人，始终处于两种体系中被评价。即使你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在别人眼中，还是不如开公司的老板厉害。”更年轻一点的时候，谢爱磊也逃不过那些审视的目光。

　　那些目光，凌峰也熟悉。考上上交大那年，他们一家成为全村瞩目的对象，“以为（我）要赚大钱了，谁都来巴结。”几年过去，同村人发现找了工作的他“仍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又逐渐地不理我们了。”

　　故乡是凌峰一直想逃离的地方。从小到大，他见惯了邻里间的嘲讽拉踩。情况在他的母亲离世、父亲瘫痪后愈演愈烈——领取低保的父亲频频被邻居举报占用名额，新修的房子被邻居挑剔“让他家的路变窄了”。说起这些时凌峰还是气恼。若不是瘫痪的父亲还在，他说自己不愿再回去。

　　熟人社会的龃龉和较劲在大都市里变得稀薄。十年前从上海搬到广州后，凌峰很快落了户。现在，已经结婚生子的他自觉是广州人。

　　实际上，大部分农村和小镇青年的自我认同都不像凌峰这般确定。谢爱磊在田野中发现，“学生思考‘我是谁’时，不可避免地与能否在城市落脚、能否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关联。”他最终将这群通过教育完成流动的农村和小镇青年的身份认同归类为四种：是农村人；是城市人；既是城市人又是农村人；既不是城市人又不是农村人。

　　“（身份认同）状态的转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谢爱磊听过最多的讲述，还是“两头都抓不住”，如同“飘萍”。

　　“飘萍”也是社会学者山姆·弗里德曼（Sam Friedman）所说的“文化上的无家可归（culturally homeless）”——正逐步地告别过去信奉的，但又难以接受新的，于过去，于现在，都是局外人。

　　谢爱磊也曾处于这种状态许久。从安徽农村到上海、香港，再到广州，“我是在城市生活多年，安了家，有了稳定的事业后，那种（飘萍的）感觉才消失。”但他也承认，“在社会结构日趋刚性的今天，年轻人向上攀爬的难度越来越高。”

　　“社会流动本身意味着从低到高，当他们更认同现在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一些价值判断，贬低过去的自己。”而他聆听、书写的正是流动背后的情感代价。

　　教育能改变命运吗？

　　2013年，谢爱磊刚开启这项研究时，围绕着农村和小镇青年的声音，“是说他们沉迷游戏，学业表现差。”十余年过去，声音逐渐变成，“除了做题，其余都不行。”

　　谢爱磊觉得这些都不是故事的全貌。在许多次采访中，他提及自己不认可“小镇做题家”的说法。相较于下定义，他认为“做题家”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状态，不是客观能力的叙述，而是社会流动中个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探索。这其中既包含了或稍轻或沉重的心理代价，也有新奇、迷茫、无力，以及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

　　谢爱磊始终认为，尽管结构沉重，个体依旧有改变的能动性。谢爱磊现在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三年前，还在广州大学任职的他开始做班主任。他班上的学生来自广东不同地区——多数是农村和小镇，针对过往研究发现的农村籍学生“容易自我低估”、“缺乏游戏感”的文化适应问题，他筹划了一项叫作师友计划的活动。从第一学期起，他邀请学院的老师以及毕业的学长学姐与班上学生一起吃饭，其间学生可以自由提问。

　　梦琪是谢爱磊的学生，来自清远。她第一次参加师友计划时，主题是“你对大学有什么疑惑”，“当时和学院领导一起吃饭，很拘谨。”后来几次聚会，梦琪记得相继有同学问“要不要做班委”“要不要参加学生会”“对专业课提不起兴趣怎么办”这些问题，帮他们省去了在网络上检索信息的麻烦。

　　平日里，谢爱磊会送学生们展览门票，鼓励他们体验城市的文化生活。“有挑战杯比赛和论文我也会拉着他们一起。”他还每周腾挪出固定的时间，邀请学生和他聊天。学生小婷找他问过大创杯比赛的建议，学生叶子找他咨询过以后的职业规划。

　　但这在谢爱磊看来只是文化增益的一部分，更多的可能性在于，“比如我们的中小学教材能不能增加农村（人）生活的细节，而非只有刻板印象的农民？这可能有机会让农村孩子们重新思考城乡关系，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经历是值得重视的，不会贬低自己的来处。”

　　师友计划持续了一年多，后来由于这些学生升入大三、专业课增多、谢爱磊换工作等原因没再继续。这个班级的学生是定向师范生，一年之后，他们将从广州大学毕业，分配至清远不同学校教书，为期六年。

　　在车企工作了十年，凌峰发现自己最想做的其实是老师。“按照我后来的经历，当初应该去读个师范类院校。处理工作的事情，赚一份工资并不让人感到快乐。教别人做点事情，或者说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传递给别人，让我更快乐。”他的妻子就是一名老师，旁观她的工作，并偶尔提供建议，让他觉得自己“更擅长的可能是教育”。

　　张科辞职前就为无目标感所困扰。“18岁之前，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高考。上大学之后，我的人生好像进入终点，没有新的奔头。”2021年辞职后，他花了两年时间独处，思考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其间动念过转行做程序员，“感觉自己的自学能力跟不上了”，也重返过供应链行业。2024年，他踏入了教培行业，

　　回到谢爱磊的研究。十年期间，每当他追踪的学生临近毕业，“都会反复跟我聊一个问题，也是我提问的——教育能改变命运吗？”他一直记得几年前一位访谈过的学生对他说，“老师，我们讨论教育能不能改变命运，我不知道，但它好像成了我 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