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益视频"教育界诺贝尔奖”试验还任重道远

　　变化最大的是村里的老人”

　　秋日早晨的阳光刚洒满山野，郭群和儿子小石头就醒了。吃过早饭，小石头等不及要出门，去家对面的幼儿园迎接小同学。郭群则准备好了家访材料，这一天，她的任务是去两个干预组孩子家里。

　　“变化最大的是村里的老人。”27岁的郭群不出门打工了，她留在家里照顾3岁的儿子。她像个观察员，告诉我这几年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两个与学龄前孩子有关的公益项目—— “慧育中国”早期养育项目和山村幼儿园项目的落脚，让山村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郭群的家在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大银镇尖山村，坐落于云贵川三省接壤的大山里。这里平均海拔1350米，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荒坡遍野，山路回环。大约从十年前开始，村里的青壮年都出了山，去沿海一带打工，娃娃们多留在家里，由老人们来养。

　　老人们多数不会带孩子。有娃娃老哭闹，被爷爷呼了一巴掌，吓得哇哇哭，不敢再多和老人亲近。还有娃娃第一次进幼儿园，怵得很，不敢迈前一步，也被老人劈头盖脸一顿骂。

　　但自从这两个公益项目在村里试点推行后，老人们也成了学生，“老师”是留在山里的年轻人。比如郭群，她是“慧育中国”项目的家访员，每周去十个娃娃家，手把手教他们练习儿童早期认知能力开发的项目，老人们跟着学，在家访员走后自己带孩子练习。还有山村幼儿园的志愿者徐秀燕，她会在家访和老人接送孩子时，教他们怎么安抚哭闹的孩子，怎么循循善诱。

　　像小石头这样生活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儿童，同其他地区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一起，被称为中国最底层20%的儿童。他们的家庭贫困程度较深，难以接触优质的教育资源，承受着中国发展失衡的代价。

　　贫者的积弱，像马太效应般集聚，一步落后，便步步落后。设想这样的生命轨迹，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从小留守，爷爷奶奶不懂怎么教养，孩子如孤岛般不擅与人交往，上完贫瘠的村小，初中即学困辍学，重复父母一辈打工的命运。

　　深耕中国农村研究的斯坦福教授罗斯高去年在一席的演讲称，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有63%的孩子没上过高中。这一说法刺痛中国社会的神经，引发关于城乡差距、阶层固化的广泛争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农村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要怎么干预才能弥补差距。

　　不到八点半，小石头的同学们陆续都来了。秋天的山区天气湿冷，这些3岁到6岁的娃娃裹得严实，摇摇晃晃，跟在爷爷奶奶或上小学的哥哥姐姐身后。他们多数要走蜿蜒的山路，最远的脚程要费上四十分钟。嬉闹声很快充满了教室，徐秀燕看着他们追打，脸上浮现笑意。

　　此时郭群已经走在家访的路上了。她的教具包括剪碎的矿泉水瓶、几何图纸板等，是帮孩子们锻炼图像思维和空间感觉的。村里0-3岁的孩子，被分为两组，一组干预，一组对照，郭群每周要去十个干预组孩子家里，花上一个小时，和他们做开发认知能力的游戏。“下课”时，郭群会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留作业，让他们在空闲时间带娃娃们练习，下周她来时要做检查。

　　家访员在路上

　　郭群和小石头母子所参与的两个项目，被学界视为一场对后20%弱势儿童的干预试验，还有人把它们比喻成一个不让“穷妈妈总是培养出穷孩子”的阻断贫困再生产的试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罗斯高的研究发现，穷孩子从小的智力开发就欠缺，比如在0到3岁，神经生物学上蔚为关键的“生命早期1000天”，穷妈妈没有对孩子的大脑做充分的早期刺激。儿童的早期发展阶段（0-6岁），是大脑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个人从出生到4岁的阶段，将获得他在17岁时能达到的智力水平的一半。这个阶段获得的语言、社交、情感功能，对孩子的一生都很重要。

　　为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不止在0-3岁阶段展开“慧育中国：儿童早期养育试点项目”，从2009年起，还在青海、贵州等9个省的21个县市，建立了2300所山村幼儿园。

　　2018年7月，“山村幼儿园”项目获得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这是中国首次斩获这一“教育界诺贝尔奖”。9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荣获2018CCTV年度慈善人物。卢迈在美国领奖时阐述，这个项目是国际知识和中国创新相结合的结果。

　　国际知识包括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理论家Esping-Andersen提出，由于儿童父母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平等，贫穷代际传递，因而影响儿童投资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他提出了两条解决路径，一是消除极端的经济不平等，增强父母的投资能力，二是投资于早期儿童照护机构，使儿童不因父母的贫富差距而接受失于质量的早期教育。近年来，世界各国对儿童早期照顾与教育的关注与财政投入均呈增加趋势，其中包括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在尖山村，儿童成长家庭的贫困正在逐步改善。以往村里人要营生，开年养一二头猪，年底一头卖上三四千元，再种些烤烟、玉米和水稻等作物，一年收入八千到一万元。现在去沿海一带打工，收入能翻上几番。漫步尖山村，不时可见修葺一新的两层砖瓦楼房，就是村民们的打工所得。

　　近十年来，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也有所减轻。毕节有一句俗语，“垃圾多，娃娃多”，说的是这里长期积贫，孩子生得多，难觅生路。到郭群这一辈的80后90后父母，情况有所改观，他们不再延续要生四五个孩子的生育观念。

　　但是这个山村欠缺早期儿童照护机构。尖山村2016年前没有过正规幼儿园，对城市父母家庭的早期养育概念更是陌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对整个七星关区的0-3岁婴幼儿早期发育水平做过评估，结果显示，2016年、2017年的“可疑率”和“异常率”都超过了50%，而上海儿童的这一对照数据不到10%。谁来弥补这个差距？

　　“在这里教书成就感高些。”一上午教娃娃们唱儿歌、讲故事、做游戏，又安抚好他们午睡后，徐秀燕向我解释，“如果我们不来，村里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幼儿园。”

　　2016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项目送来了徐秀燕等四位幼师，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公益资源。徐秀燕曾在大银镇一家私立幼儿园工作，看到教育局招聘“山村幼儿园”志愿者，就报了名。这份工作的工资2000元左右，没有编制，只提供医保等三险。山里交通不便，连市集都没有，志愿者们周末下山回家，要带回一个星期的菜，工作日晚上自己开伙。

　　幼儿园刚开张时，家长们常来询问，为什么不教知识和写字，娃娃们每天似乎只是跟着老师们唱唱跳跳。

　　不少尖山村的村民，是到了沿海打工，才知道娃娃是要上幼儿园的。2014年，村里小学办起了学前班，接纳那些在山坡和田野边疯跑，陪着爷爷奶奶干农活的小娃娃。高中毕业的郭群被聘为民办幼师，任务是教学前班的孩子说普通话和认字。

　　徐秀燕告诉家长们，幼儿园就是要培养孩子们习惯和礼仪的，孩子太小就学写字，肌肉也不易长好。解释多了，一些老人们渐渐也接受了。但仍有老人觉得村里的幼儿园不够好。比如张忠俊，在浙江打工时曾掏了四千元送大孙子上幼儿园，那里的幼儿园看着体面，什么都有。

　　相比起来，村里每年只收四百元杂费的幼儿园确实寒碜。它被安在小学的旧址里，二十平米的教室，摆了三排绿色塑料桌子，四十余个娃娃一块混龄上课。教室一侧的柜子上堆着玩具和绘本，来自全国各地的捐赠。教室旁的三间寝室，供娃娃们午睡。

　　这样的配置，来自项目方的务实考量。一所山村幼儿园每年的运行成本在三万元左右，其中80%用于志愿者的补贴和培训，基础设施使用乡村的闲置校舍和公共场所就足够了。低成本才可以规模化地将项目铺开。

　　2009年，中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为50.9%，接近一半的孩子没有幼儿园可上，缺口主要在农村。2017年的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59万行政村中，只有19万个有幼儿园。即使近年投入逐渐递增，每年有4000万左右孩子进入了幼儿园，仍有近1000万幼儿无学可上。

　　卢迈他们探索的模式是联结政府、社会和民间各方合作。在“山村幼儿园”项目中，校舍由政府提供，中午的午餐也由公共财政买单，是从小学里送来的免费午餐。幼师以志愿者形式供给，按照20名幼儿配备一名志愿者的标准从当地招聘大专、中职幼师专业毕业生。他们的薪资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筹集社会捐赠资金和当地公共财政共同支付。

　　截至2018年8月，这种多方合作的学前教育服务惠及了9个省的17万儿童。在项目覆盖地区，学前三年入园率均达到或超过90%，高于2017年全国平均水平的79%。而贵州省在基金会试点基础上进行了地方扩展，建成了5100余所山村幼儿园，让30万幼儿可以就近入园。

　　山村幼儿园项目让山村儿童在语言、认知、记忆和社会性等方面大幅缩小了与城市儿童的差距。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研究团队曾先后5次独立开展评估，对项目在青海乐都幼儿园的儿童进行追踪，发现65%的受益儿童在小学阶段学习成绩稳定排位于所在县的前40%。

　　“山村幼儿园”项目能否持续，最大的挑战似乎来自“民间”的志愿者能否长期工作。徐秀燕告诉我，大银镇的志愿者们有一个微信群，大家时常聊起考正式幼师编制的话题。但要将这个项目规模化铺开，用“编制”来保证师资的供给显然不现实。在其他学段，中国乡村教育还遗留了不少关于教师编制的老问题。

　　比起幼师志愿者，村里的“家访员”岗位更具粘性。郭群的工资每个月一千七百元，比在沿海打工要少得多。但家访员们很看重这份工作，因为可以在家陪伴儿女。郭群把小石头放在第一位。她觉得养孩子就像种庄稼，如果前期长苗时不清除杂草，任其自然生长，庄稼可能长着长着就长孬了。

　　这样的养育观念在村里并不常见。徐秀燕在家访时发现，对于面对面坐下来和孩子们互动做早教项目，隔代教养的爷爷奶奶们一开始并不能接受，“他们觉得这就是个笑话”。郭群刚去家访时，他们也不能理解家访员在做什么。

　　“要靠坚持获得信任和支持。”郭群告诉我，山村里住户分散，距离她最远的一户家访对象，往返要几个小时。山里入冬早，冒着雨雪疾步赶到时，她往往气喘吁吁，先要讨水来喝。困境一点点打破，第一个月娃娃不配合，第二个月继续，等到了第三个月，她已经和他们变得像一家人了。

　　老人改变的直接动力是孩子们的进步。家访员拿出一张图形纸板，用普通话问“哪个是小猪”“哪个是胡萝卜”，2岁的娃娃全指对了，比家里上幼儿园的堂哥还聪明，老人们看着也呵呵直乐。郭群走后，他们继续教娃娃动手，毕竟“谁也不想自己的娃被说是包子，说笨嘛”。

　　家访员在做家访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对开展早期养育项目的甘肃省华池县的随机对照试验做过三次追踪评估，结果显示，家访提升了幼儿发育正常率达50%以上，有效促进了幼儿语言、粗大动作发展，并显著改善了看护人的教养行为和家庭养育环境。

　　一个用打来管教娃娃的爷爷家就住在郭群的一户家访对象隔壁。挨了打的娃娃巴着眼望着郭群，让她心疼。她每次去，都要和这个爷爷说一句，教孩子不能用打的。说得多了，老人也不好意思了，逐渐收敛。孩子慢慢也开朗了起来。

　　后来他问郭群，什么时候能给他的孙子也教课。郭群回答，等这个项目正式了，他们家的孙子也有老师上门来教了。

　　“儿童早期养育试点项目”目前尚在试验和政策倡导阶段，比起“山村幼儿园”，目前它的规模只覆盖了近5000名儿童。有学者认为，早期儿童照顾是一道全球问题，0-3岁儿童和3-6岁儿童的照料需求同时浮现，这是处于高速“挤压型发展”的中国社会必然要面对的难题。

　　┃ 让妈妈回家不现实，等孩子进城又来不及

　　尖山村的这两个项目，是在这个山村尚有活力时做的及早干预。我在尖山村看到，这里的小学生源尚充足，还飘着朗朗读书声。这里的村民十年前才开始外出打工。而在江西、湖南、安徽、山东等人口流出大省，打工潮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二十多年离土离乡，加上城镇化发展，乡村学校萎缩，留在村里的一般都是贫困程度最深、无力进城的孩子。

　　卢迈曾在和罗斯高的对谈中说，对于弱势的农村孩子，让妈妈回家并不现实，因为最终他们都要进城读书。但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需要帮助的孩子们等不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挖掘乡村自有的资源，用一种低成本、可复制的方式进行社会干预的思路。他们希望以“社会试验+政策倡导”的形式，探索一条出路。

　　在尖山村，年轻的父母们不在家，像郭群这样的家访员和徐秀燕这样的志愿者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养育的替代角色。

　　有一个2岁半的娃娃，父母带着哥哥在外边打工，生下他后就没有回家看过他。他不在电话里喊爸爸、妈妈和哥哥，却最听家访员的话，每周的家访日都守着路口等候她。

　　张忠俊的小孙子把42岁的家访员文安琴唤作“二娘”，每次做完家访，他都抱着“二娘”不肯撒手。文安琴很疼爱这些留守的娃娃。几年前她在广东东莞打工，接到女儿的一通电话，哭着说想她。挂了电话后，她在工位上压低声音哭了半个小时。

　　小石头身上有时也会流露出留守儿童的情绪。比如常年在外的爸爸来电，他回了一声就扔了电话。但放学时，这个虎头虎脑的男娃子，在教室门口陪老师站着，挥手告别同学，大喊着“明天见啊”，又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快活的、心里没有阴影的孩子。

　　所幸，尖山村里的这些儿童没有成为孤岛。但是，这样的试验要覆盖更多的孩子，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