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怎样的改革才能长期有效保障农村教师数量？

　　数量充足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目标，科学合理的教师编制制度是实现教师数量充足供给的先决条件。《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简称《支持计划》）通过八个政策举措来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这些举措之间存在内在的政策逻辑，其中保证教师编制供给充足是基本前提。如果编制供给受限，教师补充、教师交流、教师发展等政策举措将难以深入推行，该计划的整体政策成效也将大打折扣。2013年以来，各地事业编制总量按照“只减不增”的基本原则进行严控。在紧缩的编制政策和分配处于劣势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义务教育从事业编制“总盘子”中获得的编制数量非常有限。但在编制的需求端，学龄人口的剧烈变动和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对教师总量有新的增长需求，导致教师编制严重不足。为了缓解教师编制供需矛盾，各地进行了诸多扩充教师数量的探索性改革。这些改革以什么方式来化解矛盾？这些改革是否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普遍的推广性？怎样的改革才能长期有效保障农村教师数量？这是当前农村教育发展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

　　一、农村教师编制供需矛盾突出

　　作为数量配置的主要方式，农村教师编制供给理应满足农村学校的现实需求。当前，农村教师的需求端正发生系列深刻变化：学龄人口总量的增加和分布的两极化增加了编制的总量需求；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教师队伍结构优化需要增加紧缺类别的教师编制；农村学校最终需要实现优质、特色化发展，这对特殊类型教师编制有了新要求。然而，相对固化的编制供给方式和过于简单的编制核算标准难以应对这些变化，导致供需矛盾突出。

　　（一）编制供给难以保证农村学校基本的教育教学需求

　　在新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向城镇聚集成为常态，导致学龄人口呈现城镇高密化与乡村稀疏化并存的两极分布样态。这种分布样态凸显了农村教师编制配置标准的技术缺陷，扩大了编制供给的总量缺口，严重影响农村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2001年以来，“生师比”成为农村学校编制核定的主要标准。当区域内各学校的班级规模差异不大时，这一标准能够较好地进行校际教师数量分配。但是，随着学龄人口的向城性迁移，农村出现了许多小规模学校，编制不足的问题被逐渐放大。为了克服这一技术缺陷，编制标准经历了几次调整，但是调整的方式主要是降低生师比，并未按照理念、模型和标准的科学化步骤去寻求系统性的突破。问题的症结在于，以“生师比”为主要核算标准的教师编制配置方式，不契合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必然导致农村教师编制“标准上超编”但“现实中不足”。近年来，农村学龄人口外迁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2011至2017年，乡村义务教育在校生数量从5228.18万人减少到3418.77万人，减少了近1809.41万人。农村学龄人口进一步稀疏化，小规模学校数量更加庞大。为了缓解农村教师紧缺的问题，部分地区采用“生师比”“班师比”“科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教师编制数量，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师资匮乏的状况，最终导致农村教师工作量过大。调查显示，乡村学校教师的周平均课时为16.76节，下班后每天平均还需花费2.20小时用于备课、作业批改等工作。许多农村学校即使让教师满额工作仍无法保证所有的课程能够开足开齐，只能聘用大量的代课教师。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仅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数量就高达73157人，占乡村小学专任教师的4.13%。这些代课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且稳定性较差，教育教学质量受影响。

　　逐渐宽松的生育政策也增加了教师编制需求。“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有了新的增长预期，教师需求随之增加。据预测， 2030年“全面二孩”政策新增农村小学和农村初中学生数量分别为449.29万人和83.76万人。按照现行的教师配置标准，这些新增学生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需求至少为29.85万人。

　　（二）编制供给无法满足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需求

　　质量提升是新时代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议题。《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这一发展目标要求我国农村教师队伍不仅要数量充足，结构也应合理。由于教师退出机制尚不健全，教师交流覆盖面仍有限，盘活存量面临诸多挑战，增量优化成为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但是，在编制紧缩的限制下，招聘新教师所需编制主要来源于教师退休腾出的编制或其他事业部门回收的编制，数量非常有限，未能满足教师队伍结构优化的需要。这也就意味着，教师队伍结构未能通过编制供需的动态更替来进行优化，导致年龄结构失衡、学科结构失配。

　　从年龄结构来看，新老教师更替缓慢，农村学校教师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调查显示，福建某县乡村学校40岁以上教师比例高达72.12%，陕西某县乡村学校40岁以上教师比例高达79.30%。在现行的教师编制管理体制下，编制核算标准的技术缺陷导致的农村地区长期“超编”使得教师编制难以补充。随着时间推移，教师老龄化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从学科结构来看，农村学校只能利用有限的编制招聘课时数较多学科的教师，导致学科配比失衡。调查显示，仅有43.34%的乡村音乐教师有音乐或音乐相关课程的教育背景，仅有43.84%的乡村美术教师有美术或美术相关课程专业学习背景，仅有47.06%的乡村体育教师有体育或体育相关课程专业学习背景。

　　（三）编制供给未能支撑农村教育优势挖掘与特色发展的需求

　　受教育资源配置累积劣势的影响，农村教育发展长期相对滞后，最终导致其在社会语境中等同于弱势教育。事实上，农村地区普遍具有独特的人文与自然资源，若进行充分发掘，将有助于农村教育提炼优势并形成特色，最终实现内生式向优发展。这需要更加充裕的教师资源来支撑，也即需要更富有弹性的编制供给制度来保障。

　　首先，教学模式改革和创新对农村教师编制总量有更高的要求。一是县镇学校推进小班化教学需要增加教师。县镇学龄人口分布密集，班级规模过大。《201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工作报告》提出，要落实好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统筹推进小班化改革。在国家政策倡导下，各地积极探索小班化教学，未来小班数量将逐渐增多。我国教学活动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不论班级规模多大，教师都要完成相应班级的教学任务。当学生总数及其年级分布不变时，随着班级规模缩小，班级数量增多，教师的上课工作量将大大增加，教师需求也将随之增加。2017年我国镇区小学在校学生共3856.05万人，平均班级规模约43人，按照基于工作量的教师编制测算模型核算，教师需求量约为143.86万人。假如班级规模缩小到25人，全国镇区小学教师的需求量将增加至236.41万人，大约增加64.34%。二是农村小规模学校从“小而弱”变成“小而优”需要更多的师资。许多国家的教育发展历程表明，小规模学校在农村地区将会长期存在。2011年以来，我国乡村教学点数量连年增加，至2017年，全国乡村仅教学点数已达到9.02万个，占乡村小学总数的94%。作为我国教育系统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小规模学校是底部攻坚的重点，这需要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但是，我国目前农村师资配置难以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根本无法保证教师学习提升和培训的需求。

　　其次，深入推进新课程改革需要增加教师编制。2015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建设“核心素养体系”。核心素养逐渐成为农村教育深化课程改革的主攻方向，农村学校的课程越来越多样，这给师资紧张的农村学校带来严峻挑战。一是增设书法、法治知识、心理健康教育等基础素养新课程需要增加大量教师。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为例，按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的要求，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乡村学校至少需要配备11.13万名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二是农村乡土课程开发需要增加教师。乡土课程开发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因此，农村学校应在原有的师资配置标准上增加教师，使部分教师能有空闲完成好该项工作。三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课程需要增加专业教师。当前，科技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人工智能逐步进入课堂。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这同样需要增配具有人工智能专业背景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