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大教授陈平原：大学排名的是非功过

　　华东师大袁振国先生主持的大学排行榜专题研究报告《大学排行的风险》（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1月）终于发布了，虽然晚了点，但如此严肃的面孔、专业的姿态，还是很让人振奋。既然教育专家已经重拳出击，我这业余选手也就可以偃旗息鼓了。在过去的十五年间，我多次谈论大学排名或排行带来的弊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五篇：《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初刊《教育学报》2005年1期；《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初刊《学术月刊》2007年11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初刊《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初刊2009年3月14日《文汇报》；《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初刊《读书》2012年第2期。另外还有五篇涉及而没能充分展开的文章。

　　可惜的是，《大学排行的风险》找不到我文章的任何痕迹。为什么？第一，我并非教育学专家，更多的是面向公众发言；第二，我的文章不是发在教育学权威杂志，教育学院师生可能看不上眼；第三，好不容易有一篇刊于《教育学报》，可标题是“大学排名”而不是“大学排行”，课题组估计是采用精准检索；第四，对于人文学者来说，著作很重要，我主要以《大学何为》等“大学五书”影响社会及学界，这点与更看重论文的社会科学界有很大差异。

　　不是为了抱怨，而是想指出工作方向——走出封闭的教育学，将大学置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邀请知识界以及大众传媒共同参与。这也是今天借助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这么一个平台，发布《大学排行的风险》研究报告，希望引发公众关注，而不只是交给专业杂志连载的缘故。十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总编自作主张，给香港各大学校长寄送。事后不只一位校长告知，他们被封面那句话打动：“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这么立论，似乎有些大而无当，很难量化或实证，可这正是我心目中“大教育”的魅力所在。

　　我关注大学排名，最早是缘于十四年前有关北大的一则新闻。2004年11月《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第17。北大校方很高兴，马上挂在网页上“广而告之”，同月17日，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30日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12月1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了题为《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的专题演讲，此演讲刊《教育学报》2005年1期：“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非要一个中国代表入围不可，那就上北大吧。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这一设想，使大家认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曾发挥很大作用，这一点，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时大大加分。”北大内部，不只我一人提醒大学排名的陷阱。此后，潮起潮落，校方不再过分关注排行榜，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是大好事。

　　首先我得承认，教授谈大学排名，很容易理想化，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在《中国大学改革，路在何方？》（《书城》2009年第9期）中提及：“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教授可以说风凉话：大学排名毫无意义，排名高低跟我没关系！校长可就不敢这么说了。对于大学排名以及学科评估，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是又爱又恨。名次下降则抱怨，名次上升则引用——若真有本事，应该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才对。好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你不妨各取所需（参见《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

　　我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中谈及为何认定“大学排名”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目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我曾以史为鉴，称扬抗战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最大的业绩不是科研成果，而是成功的本科教育。而当下中国：“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科研’很实，而‘教学’则很虚。其实，当老师的都知道，在大学里教好书，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很不容易。我说的，主要不是指课堂效果，因为，那取决于专业、课程、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更重要的是用心教书，对学生负责，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今天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参见《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

　　在好几篇文章中，我特别提及，推行大学排名，最受伤的是人文学。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中，我谈及：“比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人文学评价标准不一，其成果很难量化。所有的数字——包括排行榜、影响因子、引用率、获奖著作等，用来衡量人文学，都显得有点可疑。……如今衡量人文学者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跟社会科学家很接近：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此等研究思路自有其合理性，但相对压抑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对文学、哲学等专业明显不利。”

　　而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中，我称：“逼迫人文学者尽量外出承揽各种‘工程’——最好是‘国家重点工程’，这其中，钱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便于控制和管理。是工程就有立项、设计、经费、人员、工作进度、项目验收等，好检查，好管理，也能体现上级主管部门的权威性。这对于工科或社会科学来说，或者是天经地义；可对于人文学来说，却不见得很合适。……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只是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

　　至于大学排行榜制作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我曾在《解读“当代中国大学”》中表示质疑，且着重批评了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海交大主持这个排行榜的刘念才教授和Jan Sadlak合编的《世界一流大学：特征、排名、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有几篇文章值得一读，尤其是那几篇质疑文章。此外，那本书中，还有一篇奇文值得欣赏，即刘念才等撰《从GDP角度预测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其基本观点是：世界顶尖大学，即排名第一到第二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00美金以上；而世界一流大学，即排名21——100的，则是25000美金左右。中国人什么时候有“世界一流”大学呢，大概是在2020年。因为，到了那一年，上海的GDP总量将超过3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5000美金，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所以，最早进入“世界一流”的两所中国大学，很可能出现在上海。拜读这篇文章，我终于明白，大学办得好坏，端看GDP，你不觉得这很滑稽吗？

　　我刚从威海回来，去年威海的人均GDP超过上海，而且威海还只是第13位，前面还有鄂尔多斯、深圳、克拉玛依、东营、铜陵等，人均GDP都在上海前面。我不能想象日后世界一流大学出现在鄂尔多斯或克拉玛依。对于这种按“分子化学”的思路来研究“高等教育”，追求“定量定性”，如此“简明扼要”的大学研究，我始终心存疑虑。

　　这么说不等于完全否定，大学排名虽缺憾多多，也自有其存在价值，理由是：

　　第一，公立大学拿纳税人的钱，有义务汇报业绩，不仅面向政府，也得面向公众。公众关注大学问题，既为了便于孩子们择校，也是一种无形的监督。太复杂的表格及论述民众看不懂，而排行榜所显示的各大学位置以及历年升降，无疑是最为直观的。

　　第二，从政府管理角度，大学拨款是否合理及有效，排行榜是很重要的参考数据。从211工程算起，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逐渐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成效有目共睹，最直观的表现便是中国大学的国际排名迅速上升。比起专家们的空口说白话，榜单的戏剧性变化，更能让政府放心地加大教育投入。

　　第三，基于商业利益以及自我肯定的需要，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多。我的看法是：压是压不住的，因为社会上有这个需要。与其让国内外三五家评价机构垄断舆论，坐收渔利，不如完全放开，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一来削弱排名的神秘感与权威性，二来乱世英雄起四方，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与厮杀，逐渐淘汰，最终留下若干比较靠谱的，供民众及学界参考。

　　第四，比起大学排名来，我更看好学科排名。大学太复杂了，任何一个排行榜在设计评价标准时，都很难自圆其说。学科排名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范围比较小，相对可控，且因学科排名中同行评议起关键作用，效果会好很多。比如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持的一级学科评估，做得比较认真，且有行政权力做后盾，比较得到认可。

　　第五，我不主张采取“不全宁无”的决绝姿态。承认这个世界很不完美，大学评价困难重重，但既然不能完全废弃，那就你我都有责。对于大学排名以及学科评估，除了反省批判，正本清源，若有机会，还得积极参与改革，通过调整游戏规则、操作流程、指标及权重的设计，使得大学评价体系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