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大学教授变成临时工 大学教育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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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与高等教育休戚相关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因“按需而定”的大学制度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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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毕业10年后，妮可仍未拿到任何一所大学的终身教职。

　　她习惯了每周坐4个小时火车前往三所不同的大学，以兼职教师的身份授课，拿着不足终身教授1/3的薪水。下个学期有没有机会开课，能开几门课永远是未知的。曾在24岁便迈向学术巅峰，以两种语言出版了重要策展读物的妮可，在15年后认为，“博士学位毫无价值”。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的大学教师正在被抛弃。大多数人和妮可一样，只能成为“临时教师”，游离于高等教育体系之外，成为了“按需定制”的零工，疲于奔命。

　　在中国，类似的现象同样正在发生。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博士们正面临着更加严苛的入职标准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曾提到一位朋友，辛苦读完博士已经34岁，找了一轮教职无果，去做博士后过渡，可他即将触碰35岁的年龄关卡，也许以后只能在大学里做一名兼职教师。

　　为何拥有最高学历的学生，如今却成为了最不稳定的劳动力？

　　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中，赫布·柴尔德里斯（Herb Childress）通过大量访谈与研究数据，剖析了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力量如何一步步导向了这种令人遗憾的状态。

　　这并不是一场仅与博士群体有关的变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影响到与高等教育休戚相关的每一个人。

　　01

　　成为“零工”的博士

　　直至《学历之死》一书的末尾，柴尔德里斯才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1996年末取得博士学位后，他的毕业论文得到高度赞誉，并迅速出版。可直到44岁，他才终于找到一份博士后助教工作，而大部分终身制的同行，早在他这个年纪之前，就已经坐上了长聘席位。他的妻子诺拉也是如此，自1982年走上讲台，收获了30年的优秀课程评价，也在同僚不理不睬的态度中签了30年的续聘合同。

　　不惑之年，柴尔德里斯完全陷入崩溃之中，他总是满心嫉妒地与他人比较，“仿佛坠入深渊”，觉得当然是自己不够好，是自己一路走来做错了什么，才迟迟拿不到教职。直到他开始与越来越多同事交流，发现校园里大多是“临时教师”：

　　海伦，2009至2013年在大学里兼职教书，每学期给100多名学生上写作精读课，每周至少讲4门完全不同的课程，在两所学校之间穿梭五六百英里，工作超过60个小时，仍需要做各种兼职才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埃莉诺，在某大学一干就是11年，学术成果有目共睹。尽管如此，也只有等到新学期走上讲台那一刻，才敢确定自己的“饭碗”还在。一次开学没多久，学校因为注册人数少直接取消了她的课程。

　　丽贝卡，在某研究型大学兼职了13年，终于等到一个全职职位时，意外发现另外一个候选人已经兼职了整整25年。最终，他们谁也没得到这份工作。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高等教育已经逐渐被兼职人员所主导。阵容强大的“临时教师”被冠以五花八门的称谓：兼职教师、兼职讲师、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实践类教授、驻校艺术家……

　　它们掩盖了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隐性条件：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常常少得可怜，没有资格参与设置课程大纲，甚至连自己的课都没法做主，没人支持他们兼顾教学与科研，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

　　“我们寻觅过无数条出路，内心却始终牵挂着失去的家园”，找不到教职的时间里，柴尔德里斯曾推销过家具，勘测过监狱的照明设施以及统计青少年服刑人员的收监时长，为学校改革组织工作。可他最怀念的仍是在杜克大学教书的那4年，“工作时，我每天都留意着日历，心里清楚这身在天堂般的时日终将过去，到时我会再一次被逐出这片乐土”。

　　“一种既不受欢迎又不被拒绝的状态——成为象牙塔里可有可无的人，做着那些更出色的‘同类’所不愿意做的事，”直到2013年，童年产生过的被抛弃、被排斥的恐惧不断向柴尔德里斯袭来后，他选择完全离开高等教育系统，“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是被驱逐的流亡者时，故事的结局才算完整。”

　　02‍

　　临时大军养成记

　　既然兼职教师是如此糟糕的职业选择，为什么还会有人自告奋勇？高等教育又是如何导向了今天这般境地？

　　一个让人无奈的事实是，博士劳动力市场越发过剩。1960年，全美各专业博士毕业生达9733人。到1975年，婴儿潮中出生人口壮大了博士生的队伍，使这一数字攀升至32952人。2015年，人数突破至55006人。大约5.5万人涌入一个每年只能吸收2万人的就业市场，还要与上一年度没找到工作的人同台竞技。还有前年，再前年……年复一年，无休无止。

　　目前大学教授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恰好获聘于博士稀缺的年代。在过去，大学的发展速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专业覆盖面上，都超过了合格师资的供应速度。而今天，这个生态系统里的物种已然超标，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之艰辛程度，不亚于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因为从幼年起，他们身上就集中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付出。

　　这意味着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你得出生于书香世家，顺利考上 大学的本科，攻读名校的博士学位，一拿到博士学位，最好能立即成为科研项目的助理，以共同作者的名义发表论文，并得到主要科研资助机构的认可。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源遇到一位愿意疏通关系的引荐人，即便再训练有素，也很难成功走上教研岗位。当你想要另谋出路时，会发现学术训练的能力常与市场需求脱节，学术领域奖励的是对现有知识和现有做法的不满，而商业领域奖励的则是无需审视，把事情做得又快又稳妥。

　　可大学究竟为何不能提供稳定的师资招聘？柴尔德里斯告诉我们，诸多“无心插柳”的聚集效应造成了这一局面。

　　出生人口下滑让全美院校面临招生压力。不少院校在2000-2010年期间拼命建设，以应对20世纪80年代激增的学生，却没有预料到此后入学人口大幅回落，学生个体的流动性也在不断上升。除去顶尖名校，普通大学需要争夺生源，院校自身都无法确定最终能招到多少学生，自然无法提供稳定的师资招聘。

　　劳动力市场变幻莫测，瞬息万变，我们再也无法预言任何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向将具有持久的价值。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分类被质疑，今天法医学成为热门专业，明天可能就变成人工智能。职业技能越来越倾向以散装、细微的形态出现，而学校的应对之策则是推出更多各种各样、昙花一现、顺应潮流的课程项目，临时教师的出现成为必然。

　　院校针对日益多元的学生群体作出的非常有力且有效的回应，也在无意中促进了临时教师队伍的发展。无线连接、学习管理系统、本科生服务学习、社区参与等投入，也挤压了用于发展教学的开支。

　　最终，教学工作被外包，博士们成为“按需而定”的大学体系的附属品。柴尔德里斯在书中写道：“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就像给Uber当司机，或是在‘跑腿兔’网站接单一样，本质上毫无区别。”

　　03‍

　　无一幸免的旁观者

　　“我真的很喜欢上您的课。您还教别的什么课吗？”大一新生向兼职教师发问，但那位教师只教那一门功课，两人此后再无交集。

　　在欧美，按需而定的学者，像被冲刷上岸的废弃品一样，他们遭受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但被影响的，远远不止他们。每个与高等教育休戚相关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因“按需而定”的大学制度受到伤害。有一些伤口肉眼可见、当场暴露，而另一些创伤则是文化与精神层面的。

　　大学中长聘制教师不得不在人手精简的情况下开展院系的工作，包括处理日常事务、课外辅导学生、修订课程或教学大纲、汇集多年劳动成果以应对外部评审等，但各方面人手均在日益减少。

　　研究生因学术视角的局限而苦不堪言，少有教师会对手头的论题表达出独到的见解。硕果仅存的那部分终身制教授埋首于自己的研究课题，研究生并没有在集思广益的氛围中接受思想上的熏陶与挑战，却在为某位教授自己的课题项目打下手。

　　在课堂之下，为本科生答疑解惑的教师越来越少了。人们对大学教育的一大误解是把它理解为一系列课堂体验，却忽略了智识成长之路中不可或缺的人文因素。

　　柴尔德里斯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半数课程由非长聘制教师任课，即使学生迷上了其中某位兼课教师的想法，也没有机会与之再度相逢，无法把这段师生关系引向一条穿越知识花园的崭新道路。他们甚至连在课间都见不到那位教师，因为她正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所学校，上另一门课程。一旦我们把学院生活压缩成只是“授课”而已，师生之间的督导关系便无从建立。

　　而社会阶级的有别，更加剧了教育获得上的不平等。在“按需而定”的席卷下，“零工”教师的数量和境遇，与学校间层次的差异息息相关。不同学校服务的是条件、目标千差万别的不同学生群体，为此，学校聘用了截然不同的教职人员来完成相应的工作。

　　柴尔德里斯统计发现，在常春藤盟校，临时教师只占少数，主要是研究生助教和通识教育课讲师，学生们享受着稳定的师资和充沛的教育资源。相比之下，在工薪阶级学校，几乎3/4的教师是兼职人员，老师们操心着自己的经济保障，注定无法给予年轻人耐心的指导，也无法吸引师生着眼未来，一起探索求知过程中的险途。

　　大多工薪阶级学生，以为自己将踏入高等教育的乌托邦，最终却发现自己上的不过是“名义上的大学”。正如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大卫·拉巴里的论述所说：“每个人都可以踏进这扇门，但经历却各不相同，他们也因此获得截然不同的社会利益。从这点上说，美国教育体系非常大众化，也非常精英化；普通人通过教育向前迈步的概率很大，但步子迈得很远的概率却很小。”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大学教师的权威性正在被消解。教师人数减少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并不是真正需要他们，他们可以被高效、价廉的临时工或在线课程模块所取代。似乎任何比自己学生多了一些知识的人都足以胜任大学教师。

　　管理者也深受大学教师兼职化趋势的困扰。根据入学人数的需求，在最后时刻填补职位空缺，使招聘工作成为每个学期都逃不掉的噩梦。

　　校长和教务长疲于奔波，四处寻求财政资助与机构合作机会，今天的高等教育只是大学提供的诸多内容之一。管理者缺少足够的师资力量来推进他们不断提出的完美倡议。没有了从思想上遏制消费主义的刹车机制，大学校长心中的美好愿景就无法兑现为新的学位课程，只能像烟花一样划破天空，闪耀一瞬，然后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当大学教师尚未被完全抛弃时，也许我们是时候停下来想一想：大学教育是什么？大学应该秉持何种理念办学？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我们已经走偏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