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那些主动放弃教师编制的年轻人 去往另一“性价比更高的下家”

　　在得到编制、进入体制教书后的头三年，一些年轻教师选择离职。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放弃编制似乎不够理性。他们的答案里，一个频繁出现的词语是“意义”。

　　▌常欣：拒绝表演“素质教育”

　　正在讲课时，教室里常常突然响起广播，通知日常检查或指示学生到德育处开会。大喇叭传出的声音粗暴地打断了课堂。

　　每到这时，教五年级的小学教师常欣会觉得自己没被尊重。工作一年半，她对这份工作的理解变化了，“以前觉得当老师挺有尊严，教师是专门的技术人员。现在看来，教师更像一个提供服务的人。”

　　2019年10月，常欣顺利通过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的研究生校招，成为深圳的一名公立教师。财政上的充裕和公立编制的吸引力，让这里不缺少高学历教师。2021年常欣提出离职后，校领导没怎么挽留，这也在她的意料之中。

　　此后常欣回到家乡河北，入职石家庄一所私立高中。但由于不认可学校的教学管理方式，一个月后也提出离职。

　　两次“跑路”，让她想明白不少问题。她说，离职并非是因为职场环境不妙，也不是因为学校待遇不好，更没有发生狗血的事件。只是因为一个念头反复闪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教育。

　　在深圳，为了迎接领导检查，常欣曾被通知和其他老师周末排练“献礼”的舞台剧。不同节日要搞活动向领导展示教育成果，小部分学生在操场跑道上表演，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作为观众，大部分学生坐在草坪上，只有第一排的学生能够看到表演内容。

　　国庆节、中秋节、劳动节等时间节点，每个班级需要上交可视化的作品来展示班级风貌。常欣记得，一个老师让学生画了张海报后便描述，“自己带领着这个班形成了凝聚力，大家一起设计了班徽等作品，是多么的有创造力。”

　　为可被展示的成果服务，成为这所学校教师最重要的工作。常欣逐渐认识到，领导“想让你去教课，但是他们更想要能够出成果的东西”。因而，做活动、拍照片，让领导看到学校的用心之处，或许是身处体制内的生存方式之一。在这样的风气之中，学生和教师反而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演员”。

　　但同时，教师上课、备课以及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也被挤占了。每当自己被迫为活动做准备而没有时间顾及学生，常欣觉得十分焦躁，想要离开这里。

　　令常欣觉得荒谬的是，提出离职后，自己反而在校园中找到教书的感觉。应领导的要求，常欣又带了孩子们半年，但无须参加任何活动，只维持基本的教学任务。她喜欢教小学生，便尝试尽可能多地留在教室。在课间、自习课以及体育课，都泡在学生中间，陪学生聊天、玩跳绳和沙包。那半年，班级的凝聚力、日常秩序和考试成绩都开始提升。

　　常欣思考，素质教育的关键是否意味着把时间全部花在学生身上？她试着用更多时间观察学生、建立连接。班里有个女孩习惯上课抖腿、写字几乎看不清，是个“油盐不进”的孩子。一次，女孩的嘴角破了，常欣找她搭讪才知道，是女孩的父亲打的。她告诉女孩，如果需要，自己可以给她的父亲打电话。常欣与家长交流完之后，或许是出于信任，在她上课时，女孩会举手回答问题。

　　▌刘宇：躲避异化

　　小学老师刘宇被临时抽调到一年级做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一个月后，刘宇提出离职，被校长挽留。工作几乎填满她所有的时间，每到周末，她只想一个人待在家里恢复精力。

　　这也是一所倡导素质教育的学校，上课之外，教师需要填写不少表格、迎接检查，如心理健康检查、视力检查等。学校每周都会举办校园文化活动，刘宇带着学生完成了科技节和阅读节，组织讲故事比赛和手工科学实验。学生年纪小，不少手工和科学实验都无法独立完成。比如一项“萝卜塔”活动，把牙签和胡萝卜串起来，搭得越高越好，基本上由老师和家长代劳。

　　起初，刘宇报考的岗位是“道德与法治”课程任课教师。在观摩课堂教学时，刘宇看到班主任准备了一把戒尺。当小学生吵闹不听话，在混乱之中，这把戒尺会频繁地打在桌子上。在场的人都被戒尺发出的巨大响声吓了一跳。刘宇质疑，这是否符合学校的管理规定？这是否过于严格？

　　刘宇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深圳工作。她熟知，在当下，人们很难在工作中实现自我。她要求不高，只想在保障经济基础的同时，能有时间发展自己，做喜欢的事。在工作中满足基本要求后，也做到问心无愧。教师这份职业符合她的设想，她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教学生“做一个现代化公民”。

　　没多久，由于一位老师需要做手术请了一个学期病假，刘宇被临时安排顶岗。交给她的是一年级最调皮的班级，一位主任告诉她，教书27年没遇到过这么乱的班。她需要从零开始做语文老师和班主任。

　　刘宇一进门便看到学生们撕纸，把纸团扔到地上。几乎每一天，班里都有孩子吵架、打架。由此，在备课、做活动、迎接检查之外，刘宇的工作还多了一项——处理纠纷。不得已，刘宇也开始用戒尺。她发现，“做班主任就像夹心饼干一样，上面要求管理，小孩又难带”，双重压力之下，教师不得不准备一些“快、准、狠”的工具，立竿见影。

　　在她刚刚接手的第一周，“晚上也很不太平”。晚上6点下班之后，上一位班主任没处理完的家长纠纷还在继续。班里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打架，女孩抓伤男孩的脸。放学时，男孩的爸爸质问女孩是不是把他儿子的脸抓伤了，把女孩子吓哭、晚上做噩梦。刘宇接手时，双方已经进入到扯皮阶段。女孩家长要求对方父母支付女孩的心理咨询费和自己带孩子看医生的误工费，对方并不同意。这一周，双方每晚争吵到八点，不时拍桌子，刘宇和校领导负责协调。

　　为了带好班级，刘宇时常上网看教育心理学的资料。一段与“劳工心理学”相关的话触动了刘宇，大意是在以劳动谋生的家庭中，家长在心理上被工作剥夺，回到家之后很难与孩子耐心而温柔地沟通。她理解学生家长，这里的人大部分生活在城中村，工作压力不少，双职工家庭居多。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疲惫的家长容易情绪化。

　　刘宇认为，学校的确帮助家长减轻了带孩子的负担。学校的制度设计，比如午间由教师管理学生用餐、午睡；晚间由教师安排辅导；以及教师与家长的密切沟通，都是现实的最优解。只是，在全局之下，作为执行者的教师承担过多责任。有时，她认为自己也快要被工作异化了。

　　在衡量个人得失之后，刘宇决定裸辞。她没有太明确的计划，只想先找一份工作过渡。刘宇的母亲极力反对，说宁愿自己跳楼也不让刘宇辞职。纠结之中，刘宇又工作两周。她想隔离情绪，埋头工作，低落的时候，“也许看一看工资条能够振作起来”。但无意义感把刘宇侵袭得很深，她有了自残的念头。她觉得，哪怕现在生命结束也无所谓，因为“反正做的事情也就那样”。

　　一位博士生导师的认可救了刘宇。对方表示有接收刘宇为博士生的兴趣，需要刘宇通过考试。刘宇再次跟校长谈离职，告知对方自己想转做学术。校长劝她做出“正确的决定”，以防失去太多。刘宇认可这一说法，但失控的是，社会期待已经跟她的自我强烈冲突。她想，既然冲突如此强烈，那么社会期待也不重要了。

　　▌陈佳：无力改变，就放弃

　　陈佳曾找到校长，讨论本校学生管理方式的最优解。这是一所位于河北的乡镇中学，距离石家庄城区需要开车将近半小时。每天早上六点，天还没亮，学生们便要上早自习。晚自习到九点结束，学生容易困乏，教师不停告诉他们要清醒、要背书。陈佳问，时间表不能改一下吗？能否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时间，而不是完全控制他们每一天的时间？领导解释，乡镇学生出路少，如果不如此，学习恐怕更难有好成绩。

　　第一次考试后，陈佳所教的历史、政治科目班级均分只有三十多分。除却几个好学的尖子生，不少学生只考了二十多分。班级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想要学习，余下的人只想拿毕业证或者找一所职业学校入读。

　　学生的积极性不高，是陈佳未能想到的。今年，她从音乐剧行业离职，由于无法忍受疫情期间行业的萧条，便决心考编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备考教师资格证过程里，她读了不少关于“素质教育”的论段。

　　但在一场晚自习中，陈佳看清“素质教育”在这里无法落地。原本，给学生布置作业后，陈佳坐在讲台备课，偶尔维持纪律。但学生们不听话，只要陈佳的视线离开，便开始聊天，有人直接在教室里走动。陈佳想，学生的自制力非常差，这或许也源于他们从未拥有足够的自主时间。但问题是，如果给予学生自主时间，班级纪律会更加“乱套”。

　　陈佳不认可学校的管理制度，但她找不出更好的管理办法。当学生们在晚自习不合作、躁动地交头接耳时，她感觉自己的火气“蹭”一下爆发。复杂的情绪冲击着她。她说，自己一直想做一个温和的教师，但如果不“凶”就管不了学生。同事之中有些老师愈发暴躁，她不想变得暴躁，这违背了自己的本性。三个月后，陈佳选择离职，去面试了一家外贸公司。

　　▌子君和李琳：被规训和道德绑架的生涯

　　在做教师的日子里，子君最有挫败感的事也是对学生发脾气。她在广州一所第一梯队的小学做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有学生不听课，需要不断强调纪律时，挫败感便会冲击子君。工作三年，她渐渐怀疑自己不适合做教师。她觉得，“做教育需要非常密切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似乎做得不怎么样。

　　频繁的挫败感，也源自其他人的否定。一位学生的奶奶是大学教授，她认为二十几岁的子君过于年轻、缺少教学经验，常常写大作文发给子君，告诉她怎样做一个老师。对方认为广东人子君的普通话不过关，专门教她如何区分前鼻音和后鼻音。

　　而在上岗的第一年，领导在听过子君的公开课以后也黑了脸。此后，领导始终“不经意”地重点关注这一班级，暗示子君要提升教学和管理能力。最近，学校请了一位书法专家指导书法课。这位专家讲话更加直接，不少教师被评价“课上得一塌糊涂，非常恶心”。子君认为自己的不足之处又多了一项：字写得非常丑。

　　今年冬天，工作三年的子君提出离职。此前，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她曾去创新教育学校实习一个月，为了求稳，她转而报名教师编制考试，希望回归主流的教育环境。主流意味着中庸，也意味着比创新学校高两倍的薪资。她没有想到，自己未必能享受主流。

　　她反感对教师的道德规训。“不要计较个人得失”是校长常常在会上耳提面命的准则，也是运用权力的借口。收到子君的辞职申请后，校长建议她先办理离职，下学期再以临时聘任员工的身份继续带班。校长说，你知道中途换班对于孩子们的影响很大。临时聘任员工的工资比在编教师低两倍。校长的建议令子君难以接受。她认为，当下的教师在面对家长、学生和领导时，更多是一位服务者。但服务者始终被架在道德高地上，失去了自我表达的平原。

　　对高中教师李琳来说，道德高地带给人恐慌感。她回忆，在2022年疫情结束后的总结大会上，领导重点表扬了一位放弃产检的教师。疫情期间，为了保证高三学生的复习进度，学校安排高一、高二的学生在家上网课，高三学生在校园里只进不出。一位高三教师因此有三个月没离开学校，被迫放弃产检。听完领导的表彰，李琳想：为何不顾孕妇与孩子的生命安全，一味宣扬教师的奉献？

　　李琳毕业于一所全国知名的师范院校。此前，她从东北一座小城考到北京，高考成绩优异。作为一名小镇女孩，她信奉的价值观是努力至上。2020年，她在研究生毕业后如愿做了教师，在深圳拔尖的高中教书，似乎为多年的奋斗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只是，她仍然需要为了学生忘我地奋斗，需要向学生强调高考的重要，强调成功学。高考似乎从未走远。每当刷到大学同学和朋友的朋友圈，李琳怀疑自己与社会脱节。当学生们走出校园，教师却要留在原地，坚守着这一套无比熟悉的价值观，似乎有些可悲。

　　另一方面，坚守原地也带来回馈。“这是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不会拖欠工资，也不会有35岁职场危机”，李琳认可体制内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可以使人慢慢地接受规则。她观察校园里的前辈，由于教材更新周期长，特级教师“很轻松便能在课堂上拿捏尺度”。下了班，教师们一起打球，然后回家。生活不乏舒适。

　　她经历了两年的精神摇摆，时而自我感动，时而自我觉醒。不适感偶尔出现，像一只睡前烦扰的苍蝇。她试着边工作边考博，所幸，考博成功。去年，她辞去工作，去往另一“性价比更高的下家”。

　　宇宙的尽头或许是编制，但每个人的人生，并不存在一步到位的最优解。年轻的教师们虽然早早承担了教书育人的职责，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份子，仍然和无数刚刚步入职场的青年人一样，有着属于自己的困惑、恐慌与苦闷。教科书与备课表之外，关于他们的自我教育才刚刚开始。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