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进厂，打工人的临时港湾？

　　从重庆西站辗转一小时后，伫立在王辉眼前的，是一座灰白色的大型建筑，厂区一望无际，上万个工人浸泡在嘈杂的机器轰鸣声中。

　　王辉无声地汇入人流，开始了大集体的生活：早晨六点半起床，揣上包子边走边吃，随着浩荡的队伍打卡上班。夜晚八点后，与工友成群返回宿舍。这套雷打不动的作息将王辉钉在两点一线上。

　　那是2022年的2月中旬，“倒春寒”带来了一股北风，成都气温骤降至几度。

　　姹紫嫣红的春天还未到来，25岁的王辉就在一个平常的清晨，没通知任何一个朋友，悄然背上行囊赶赴重庆，进入了招工中介推荐的一个汽车制造厂。

　　他偶尔会感到戏谑，六年前第一次进入工厂，买了一部千元智能机，代价是一块疤痕。本以为那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经历，未曾想，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他会再次将工厂作为一个歇脚的地方。

　　入厂虽然工作强度大，但考虑到能攒点钱，苦累也就无所谓了。不少年轻人与王辉想法一致，都希望能寄身厂区，最大限度地存下钱，缓解目前的拮据状况。他们中间有人甚至身上仅剩几百元，进厂，是不得已，却也是最佳选择。

　　工厂日夜张着大口吞吐，络绎不绝的人，如潮水涌进来，又快速退潮而去。潮来潮去之间，有人将青春长久地留在了高墙里面。

　　时下，网上流传着一句戏言：“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进厂包吃住”。互联网总是更擅于稀释现实的苦难，疲乏的流水线工作被消解成段子，纷繁复杂的手工劳动也简化为“打螺丝”，但真实的打工生活，从不是言语上的轻松玩笑，那是一代代人为求生计，奋力挣扎的缩影。

　　留下的与离开的

　　富士康一路北上，触手从珠三角伸向中西部地区，所到之处，像一块海绵源源不断地吸纳着周边市县的劳动力。山西太原的小店区，也是其版图之一。

　　2016年高考后，王辉准备进入富士康，他想买一部千元的智能机。他和20多个同学托人引荐，经过体检后，分批进入富士康，而他毕业的学校不过才300人。而随着各地大批学生工的涌入，1.62平方公里的园区里人数迅速飙升至8万。

　　入职成功的新人们被随机分配在20平米的8人宿舍中，屋内陈设简陋，只有锈迹斑驳的4张床和一个柜子，窗外则格外闪亮，那是2010年后重新加固的不锈钢防护栏。

　　王辉宿舍一行都是山西籍高中生，上工遵循着半月一换的“白＋黑”班次，即上15天白班后，再切换15天的夜班。但8人互不同步，在睡梦中被彼此倒班的噪音吵醒是常事。

　　王辉在车间主要负责清洗手机后盖。每天上班穿上工服，先要通过两道严格的门禁——除了钥匙，所有的金属物品不能带入，手机更是 被禁止。

　　到达工位后，工人要手动往沸水中加入40kg化学药剂，再从巨大的水槽中捞出脏乱的手机壳，整齐投进机车入口，然后在出口取出洗好的产品，检查是否合格。王辉将之形容为“捞鱼”，但比捞鱼残酷的是，为了避免手滑降低效率，工人们宁愿手指被泡得蜕皮变形，也不佩戴橡胶手套。

　　而机器出故障是王辉最担心的，作为新人，瘦弱的他完全不懂如何操作这些“钢铁怪兽”。一旦有零件卡住链条或者机车在水池上空坠翻，内敛讷言的他就得忍着线长一顿劈头臭骂，之后只能向老员工求助。

　　与他同龄的刘飞，已经有2年工龄了，他精瘦而灵活。每次“翻车”，刘飞就带着细长的铁钩，爬上狭窄的楼梯顶，像钩鱼一样打捞散落在池底的机壳，因此颇受线长青睐。

　　睡在他对床的陈子龙身材高大，被安排去做体力活——把合格的产品放入高温烤箱烘烤，再通过推车来回搬运和传递它们，工作简单，但随时可能被烫伤。这对不同产线的舍友偶尔遇上，只能点头示意，在这里聊天也是被禁止的。

　　两相对比下，夜班更难让人忍受——强烈的灯光悬在头顶，机器嘈杂不停，困意和饥饿一起袭来，除却片刻的宵夜时间，漫长的十个小时里几乎都得一动不动站在机器前。身在车间的人根本不知道外面天色是黑是白。

　　第一天夜班结束，睡在王辉上铺的舍友就受不了，背着包悄悄逃离了，其他人还没来得及记住他的名字。留下的人不过也是在咬牙坚持，王辉上夜班时，站得腿直打颤，最后盯着机器上的时间表，一秒秒数到了换班；陈子龙，则因为腿脚麻木下班后踩空了楼梯，第一个挂了彩。

　　在食堂里，王辉偶尔能碰到高中同学李军，两人相对无言，都在边打哈欠边吃饭。食堂里菜式丰富，米面齐全，照顾了南北方人不同的口味，早、晚餐也足够营养。车间里大多是体力活，但吃饭需要自己刷卡，所以工人们只求吃饱。

　　李军在车间负责挑毛刺，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个子高挑，但身材单薄，打工一个月，为了攒钱，仅仅 地买过两只鸡腿，其余都是最廉价的标准套餐。

　　回到宿舍，几乎所有人都是把自己“扔”上床的，一躺倒就能沉睡到下午五点。年轻人休息下来时，仿佛有了无穷的精力，昔日沉静的宿舍像一滩死水活了过来，甩扑克、喝啤酒、飙脏话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喝酒上了头，总有人因为输牌或者被骂急眼而扭打在一起，最后都在陈子龙劝说下散去。

　　从这里离开的人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太枯燥了，想换个新环境；该结婚了，又不想找“厂妹”；家人病了，得回去照顾……

　　而留下来的原因只需要一个：钱还没赚到。王辉进厂工作即将一个月，工资还没有发放，他就受了伤。

　　一次夜班即将结束，同组的员工提前去吃早饭、抽烟和上厕所时，王辉被留下来值班。恰好有一车的产品需要去烘烤。线长没有找到陈子龙，就吩咐王辉去办，并告诉他不会弄没事，烤箱操作很简单。结果，王辉在箱门关闭时躲闪不及，右臂被超过200°的高温烙下了一条细长的疤痕。

　　李军得知后，赶忙用省下来的钱买好药膏。陈子龙则提醒他，可以向上级申请病假，休息两天养伤。可事与愿违，线长电话打来，称伤情不够工伤级别，不给准假，如果故意旷工，要罚工资，让他自己考虑清楚。

　　富士康的工资计算逻辑非常精巧，底薪很低，想拿高薪只能多加班。但国家规定每月加班不能超过36个小时，因此出现了“创新”的加班制度，即超规的工时不通过打卡而代之以人工签字计算。遇到法定节假日，想赚取3倍工资的人要提前报名，由线长选定人头。厂区人资、制造、企划等单位的一套签字流程严格控制着总薪酬的支出。

　　在这里请假严重影响绩效和晋升。王辉不必考虑晋升，但如果被记为旷工，将会丢掉一大笔工资。

　　无奈之下，他再次返回车间，下班途中，同组的“老人”刘飞悄悄暗示他，可以到员工服务中心投诉线长。

　　盛夏的日头火辣辣，王辉看了看手臂上 的伤口，烈日炙烤下，伤处表皮苍白皱起，正随着高温化脓，他走向了投诉中心。半小时后，他的线长接到厂长的命令，带伤员去正规医院治伤，费用由线长自掏。

　　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一阵电话吵醒了王辉。这天是山西高考成绩查询日，他打开手机，最新短信里躺着一串数字。耳边一阵嘈杂，是舍友们在操着方言互相问成绩。

　　“嘿，你几分了？”“370哇！”“你了，我也差逑不多，哈哈哈。”“长治的，你考咋样？”“500多吧！”王辉随口答道。“是不是了，这些高？”“听他瞎吹X，500分？哎，要骗了我，是俺儿啊？”

　　王辉不再理会，躺倒、翻身继续睡过去了，他还有夜班要上。没有人知道，这是他第二次高考。三天后，他请假和李军到网吧填报了志愿。与此同时，宿舍陆续有人丢下行李悄悄离开，不知去向。几个短暂合流的人，分头走上了命中无形却已注定的岔路。

　　终于熬到了发薪日，王辉和李军通过ATM机确认工资已经到账，就打了离职报告。工牌、工装、钥匙……悉数摘下，除了手臂留下的伤疤外，属于富士康的烙印很快褪去。

　　他如愿用自己的“第一桶金”买到了心仪的手机，憧憬已久的大学时光似乎也近在咫尺了。

　　王辉和李军要离开的那天，八人寝只剩三个人了，刚刚下班的陈子龙坚持要送他们一程。得知李军考上了一所天津的一本大学，王辉将要去成都读新闻专业，他眼睛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分别时，陈子龙告诉两人，自己决定在厂里长期干下去了。“子龙，你读个大专也好啊！”“算了，我讨厌读书，也不是那块料。”说罢，陈子龙微笑着转身进入厂区大门，挥动的右臂很快消失在道路尽头。

　　“包吃包住”？

　　王辉没想到，毕业两年后，自己会再次进厂。曾经以为很重要的命运分岔口高考，也并未将他彻底导向另一条路。在6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不经意走回了19岁时的老路。

　　2020年，被称为“失去的一年”，大量线下招聘取消，大四生被困在家中，实习无望，王辉毕业即失业。在潦草的毕业告别后，874万高校毕业生扎入职场。之后情况并未好转，毕业生越来越多，到今年，应届生人数已达1076万。但经济寒冬之下，岗位大量削减。

　　这期间，在公司迁址、转正困难、行业破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王辉的工作换了又换，最长一份工作也待不过半年。王辉不清楚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他如飘萍般转圜，住处和岗位始终稳定不下来，更别提有什么存款。

　　这是不少毕业生的现状，李军毕业后一直做在线教育，收入可观且稳定，但去年“双减”后，李军被裁员，之后再求职时因“教培人”的身份屡屡碰壁。而另一个朋友因为难以忍受恶劣的职场环境，干脆进了养殖场，专研“高科技”养猪，并撂下话：“面对猪，都不想面对人。”

　　互联网企业收缩过冬，与之相对的，是制造业的“用工荒”的问题日益迫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2020年，制造企业用工数由8711万人下滑至6550万人，同时，职工老年化程度日益加剧。

　　制造业工人“来得少，也留不住”，工人流动现象被形容为“招八百走一千”。就连王辉的老东家富士康，也面临着“招不到人”的窘境。于是，企业们不得不拿出“高薪”招人。因素层层叠加，“上班不如拧螺丝”的打工文学悄然兴起，进厂成了一条日益明显的退路。

　　自从年初离职，王辉已经在家待业一个多月了，几个星期的面试跑下来，不仅没面上，房租的租期也日益逼近。

　　“别说双休了，连一份像样的单休都难找。”求职成未知数，而王辉此时家中的两个长辈陆续病倒，也同样难以为其提供支持——他无法续租了。

　　离房子到期只剩十余天，摆在他面前路子只有两条：回老家，或是找一份包食宿的工作。

　　“综合薪资4000—6000元/月，入职五险，包吃住，宿舍4—6人间，配空调、独立卫生间，免费提供床上用品。”在房子到期前的最后一周，王辉一咬牙进了汽车厂。

　　他分到了一个四人寝，位于偏僻的郊外，与厂区相距约4公里，中间没有任何公交车通行。每天，王辉和工友们会提前一个多小时起床，随后沿着弯曲的马路走上近50分钟才能到厂区。

　　之后的工作乏善可陈，王辉干的是物流岗位，和其他工友一样要经过培训，开着叉车装卸转运产品，在预定的轨道上，每天来回十个小时。photo-1532635026-d12867005472.jpeg

　　每天中午，他们会去食堂购买一份米饭套餐，两荤一素，单价15元。中介解释称，伙食要先自费购买，在职满一个月才会发给每人200元餐补，如果实在没钱，可以抵押身份证，预支200元。这是王辉认知之外的“包吃”，他感觉智商被侮辱了。

　　厂区内的20出头的年轻工人占大多数。他们白天在工位上，沉默而快速地重复安装零件或者开着叉车穿梭在车间，每个人脸上几乎都是如出一辙的麻木疲惫。

　　这里，每个月、甚至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老员工离去。“年轻人，在厂里是干不长的。”实际上，只要待过一个月，就会在漫长加班时长里，自觉地彻底融入工厂，标志就是换上那如复刻一般的表情。王辉说不清这是厂区环境的完美自净还是机器对人类的驯服成果。

　　社会学学者符平、唐有财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次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在2009年的调查问卷中发现最频繁的平均0.11年就流动一次，几乎每个月更换一次工作，而最长的也只不过两年流动一次。其中，有超过六成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

　　快速的更换工作是为了借助各种社会资源和机会，一步步踏上更好的平台，实现向上流动。但他们的研究也同样指出，过度而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个人的发展。

　　人们如同候鸟一般，在短暂地栖息后，又迅速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流动性太大，彼此之间的交际短暂且甚少。

　　王辉现在和几个舍友几乎没什么交流。一下班回去，宿舍里就开始各自躁动起来：吃泡面的吸溜声、短视频夸张刺耳的笑声音效、游戏的外放声、从半夜持续到天明的打鼾声……有人洗澡出来，习惯不穿衣服走来走去，也有人喜欢随手扔垃圾，而升腾的烟雾总是快速蔓延在整个宿舍。

　　厂区的图书馆和篮球场无人问津，工人们更喜欢宅在床上，讨论游戏，女人，以及哪个厂子最赚钱，要不要去别的工厂。王辉对这些不感兴趣，在持续的疲惫后，更深的危机感笼罩着他：我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最终学不到什么技能，就此度日？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进厂不到一个月，王辉提出了离职。离职时没遇到任何为难，习惯了员工流动的主管爽快批准，末了提醒一句，缴纳的100元住宿押金不可能退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