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度市民化的上海农民，不再依赖土地

　　一般认为，上海的城乡差距很大，表面上看，上海市的农村非常破败（尤其是和浙江、珠三角农村的繁华相比），农村工业大多拆除并迁移了，主要保留农业经济。农民对村庄缺乏价值上的认同，农村房屋修建30年了，农民一般不回乡修缮。由此，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滞后，看上去破败不堪。

　　实际上，农村的破败并不能说明农民经济的贫困，反之，20世纪80 年代以来上海农民收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上海是农民市民化程度最高、市民意识最强的地区。他们之所以不愿意翻建房屋，是因为他们的竞争场所在城市。从我在NY村的调查来看，该村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劳动力，在经历了短暂的兼业经营之后，目前已经实现了全方面的城市化转变。

　　他们可能还不是市民，却有高度的市民化认同，有着高度城镇化的市民生活方式。他们是如何进入城市的？又有哪些条件推动了他们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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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2009年的统计数据，NY村基本状况如下：户籍人口为3278人，其中农业人口2016人，非农人口1252人，小城镇户口10人。外来居住人口为1535人。村内企业7个，工业产值5100万，从业人员126人。社会保障方面，社保344人，镇保1530人，农保889人。文化程度上，文盲215人，半文盲183人，小学880人，初中1340人，高中483人，大学177人。

　　从就业来看， 劳动力就业人数为2136人，其中国家机关、事业单位63人，集体企业168人，民营企业987人，个体企业377人，在村两委各条线84人，自由职业457人。土地经营情况上，村民的土地主要出租给外地人，到2009年年底NY村有外来务农人员245人，共承租土地2702亩，占总面积的66.6％。

　　从住房状况来看，795家农户中，95％的家庭在城镇有商品房，20％以上在中心城区有住房，有商品房说明在外有工作。由于劳动力就业的转移及进城购房，年轻人和中年人均没有居住在村庄，其中只有老人居住的有538户，空置户有92户，对外出租有154户。农民少有翻修农村房屋的热情，住房质量越来越差，出现很多危房。

　　从上述数据来看，农民较早地实现了市民化：农村劳动力很少从事农业，农民社会保障也不再依赖土地，农民居住也高度城镇化了。此外，由于居住和教育是高度相关的，农民接受的教育也高度城镇化了。到2015年，从事农业的农民更少，虽然有10多个家庭农场，这些经营者却都是被地方政府每亩高达1000元的优惠补贴政策吸引回乡的。

　　农民社会保障更不依赖土地，养老金从2003年的每月10元增加到2015年的每月800元， 镇保（失地农民保险）则有每月1600元的养老金。在进城购房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寻求进入闵行区这样的城区购房，据村干部估计占全村农民的三分之一左右。

　　除了物质方面的标志外， 还要考虑农民主观的身份认同，即市民化意识。农民已经很少认为自己还是“农民”，尤其是“80后”的农民，他们的年龄在25~35岁之间，在村庄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

　　NY村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市民化进程。当时年轻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他们的父辈居住在农村从事传统农业。这批年轻农民很快就随着工业化扩张进入城镇就业，进而在小城镇购房定居，完成了初步的城镇化。因此相对于父辈创造和积累财富进入城镇，“ 80后”“ 90后” 这一代人从小就在城镇居住、接受教育，后来又在城镇就业、结婚及养育下一代，他们是“享受果实的一代”，从一开始就是“新市民”， 生活方式完全市民化。

　　在收入上，大多数“80后” 劳动力和外来农民工实际差距不大，其中年收入高的几十万元，中等的十万元，收入三五万元的占比最大，在70％以上。相对于父辈曾经在生产线或建筑工地上劳动，他们在社会认同上已经完全改变，不愿意重复父辈曾经从事的农民工职业。他们更愿意从事的是正规工作，是有保险和法定节假日、不从事户外劳动的办公室工作，这和中西部农民工的就业有很大的差别。

　　一个1986年出生的青年妇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居住和就业，代表了典型的“80后”新市民形象。她回忆说：“我幼儿园就在镇里读，现在回村是因为这份职业（妇女主任助理）， 我的父母20世纪80年代就有这样的（进城）理念，我三四岁时父母就把房子买到邬桥镇。考虑到我要上大学，又在奉贤区买房，当时买房主要是考虑到子女教育。我小时候就不怎么回村的，在村里过了一两个年就不再回村里过年，走亲戚也是在城镇，有大的事情才回来看看。”

　　我在访谈多位“80后”青年后发现，这可以说是他们整个群体的回忆，可见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起步是很早的。他们这一代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市竞争激烈的社会体系中继续向上流动，主要路径是接受更好的教育， 这恰恰是令上海市民最为焦虑的——尤其是在严格执行中考分流政策和教育日益市场化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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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农民市民化程度为什么这么高？为什么离开村庄进入城镇，而不是像珠三角或浙江的农民那样安于农村？上海农民如何在城镇中有起码的竞争力——比如买得起房、年轻人能够承受高额的房车消费？我认为其中有五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城镇工业区的扩张。上海的农村工业化有过一段繁荣时期，城镇工业化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这是农民进城的基本动力。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浪潮首先席卷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于NY村农民来说，影响最大的是附近开发区的设立。开发区和村仅仅一江之隔，农民白天上 班，晚上就回到小城镇居住，实现本地就业。从经济形态上来看，90年代进入开发区的主要是外资企业，大多属于低端制造业，一般性的劳动力能够胜任。

　　如果说乡村工业为每户提供了至少一个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 那么90年 区的设立则为农民提供了家庭“ 双职工”的就业机会，为农民进入城镇提供了经济基础。城市经济的扩张还增加了对城市建设的需求，除去外资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建筑行业也同样成为农民脱离农业的途径，NY村当时有不少劳动力成为建筑工、木工，服务于城市建设。

　　此外，工业化和城镇化扩张还提供了大量的第三产业就业，吸纳年龄较大的中老年农民，实现了中年劳动力、老年半劳动力的就业。NY村农民说，“一般退休之后要再干10年”，男性一般承担工厂或社区门卫、保安等工作，女性一般承担保洁、烧饭等工作，工作强度不大，月工资收入在2000元之内，具有临时工性质。如果当过干部、有管理能力，则可在村里被聘用为干部或者进 厂做管理，月工资可以达到3000元。

　　第二，较早地进城购房。NY村农村建房较早，从20世纪70 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完成了二层楼房的建造，房子绝大多数建于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由于劳动力就业的转移及进城购房，年轻人和中年人不把农村作为居住区，任由房屋损坏。其根本原因是农民的社会竞争场所在城市，他们也还没有富裕到能够回村翻新住房。农民进城购房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最早进入乡镇购房的是乡镇企业的干部，他们是农村的上层精英。这时乡镇的住房是乡镇政府集中建设的，是稀缺商品，在镇里买房就转为自理口粮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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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进入城镇购房在90年代中期后增多，原因有三。

　　首先是集镇住房供给增加。住房建设是由农民集资、乡镇供地建设而成，价格在10万元左右，一幢楼分为3个单元含18 套房。其次，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镇企业和闵行开发区务工， 住在乡镇更为方便。最后，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乡镇中小学合并之后，为了小孩上学方便（尤其是冬天），农民就要到乡镇购房。

　　2000年之后这种建设方式停止了，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政策不再允许乡镇进行小产权房建设，城镇正规的商品房市场开始兴起。另一方面是随着“80后”的新一代农民在城区上学和务工，农民随之进入中心城区购房，在乡镇购房的需求减少。当农民迁往中心城区，乡镇住房则用于出租或干脆卖掉。在住房市场化的时代，租售这些住房成为农民家庭最主要的财产积累方式。一些家庭为了进入中心城区居住，把乡镇住房卖掉来筹集资金，这是郊区农民有能力在市区购房的重要经济条件。

　　第三，高度重视教育。相对于市民，农民在人力资本上缺乏比较优势。“80后”这一代之前的农民受教育程度主要是初中和小学，高中比例很小，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更少，制约了农民在城镇的社会流动。为了提升下一代的人力资本，随着进城务工及进城购房，农民希望把子女送到质量更好的乡镇 学校读书。村庄学校学生流失，不少村学校开不齐班级，因此教育部门把四五个学校合并为一个学校。即使这样，也因越来越多的农民家长把子女送入乡镇学校读书，村小和初中很快就合并到乡镇。

　　2000年，所有村小取消，合并到乡镇小学，乡镇成为农民子女新的教育中心。很快，2005年之后本地农民开始 极力把子女送入城区学校读书，农民试图进入中心城区参加教育竞争是因为乡镇教育质量远远不如中心城区。其原因是一方面乡镇中小学的师资流失，优秀老师外流入城区学校，招聘来的新教师是在城区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外来农民工子女就近进入中小学，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弟学校”，差异化的阶层、身份和教育培养方式给当地农民造成困扰，倒逼农民逃离乡镇。

　　“只有家里穷到买不起学区房的，才在邬桥镇读小学初中。”按照估计，村庄“80后”几乎人人高中以上学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在大学扩招背景下，几乎人人上大学。我们统计了一个小组“80后”出生的人的学历， 结果为研究生1人，大学本科9人，大专6人，中专2人，高中2 人，初中2人，这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得多。

　　第四，发展型的家庭。上海农民已经完成了初步城镇化， 新生代青年则正在深入城镇化，他们不甘于在小城镇居住、接受教育及就业。想要在激烈的城镇市场竞争中立足，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在城市中心购房，上海市家庭婚姻制度也有利于农民家庭积累财富，实现进城购房的目标。独生子女、“两头走” 和封闭的婚姻圈这三个主要因素增加了家庭的积累性。

　　上海农村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家庭资源的积累。在独生子女时代，上海流行“两头走”的婚姻模式，一个小家庭接受来自两边家庭的支持，形成典型的“4—2—1”的家庭结构模式。哪边居住方便，子女就住哪边，两边财产均继承，两边老人均赡养。而实际上在当地农村养老制度安排下，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很小，反而可以获得来自两边家庭的支持。

　　在婚姻对象选择上，上海农村依然延续封闭的特征，年轻一代择偶范围大多局限在上海市内。这是因为农民普遍进城购房，有资产，老人有退休金，养老负担轻，两边父母家庭的财产最终由一个小家庭继承，可以让小家庭生活得十分宽裕。用一句俗话讲，“两家并一家，一家好人家”。 这种婚姻制度，有利于年轻的新市民在上海市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

　　第五，强有力的地方反哺。在政策层面，养老成为国家及老人个人需解决的问题，子女的赡养压力很小，农民进城后无后顾之忧。前面已经介绍，老年人能够找得一些服务业的工作贴补家用，更重要的条件是上海市为农民建立的养老金制度。

　　两个老人每年从打工中获得1万~2万元，从养老金中获得2万元，如果办理了镇保或社保，养老金更高，这些钱足以支付日常生活、走人情、旅游等花销。还有一些老人把省下来的养老金用于贴补小家庭，减轻子女购车、购房、装修和小孩教育负担，在上海农村，老年人拿出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支持子女是常见的事情。

　　此外，农民还享受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带来的收益。在土地流转方面，按户均5亩计，每亩每年平均有1000元的地租收入和政府额外支付的200元土地流转补贴，因此农户一般有6000元的土地租金收入。

　　房租方面，NY村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农户出租住房，按照一个月大约1000元计算，一年有1.2万元收入。宅基地使用权是更大的一块福利，2010年开始，地方政府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为NY村农民建设极为廉价的别墅。农民户均出资3.5万元，依据家庭人口数获得150~270平方米面积不等的别墅。这些别墅不是商品房，但是也有农民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