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研究生“围城”：一边扩招，一边分流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我们需要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多元的选择，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研究生也是道围城

　　近年来，国内研究生相关话题呈现“冰火两重天”。一边是不断上涨的考研人数，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457万，再创历史新高；一边是高校陆续发布的硕博清退通知。

　　在这些清退名单背后，还存在着大量的延毕问题。

　　作为博士前期的硕士阶段，是学术研究进阶的过渡期，对硕士的要求不宜过高。世界范围内，硕士研究生的分流率都不高；我国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分流率很低，硕士延毕也很少见，但延毕率也从2003年的约4%，上升到了2018年的近10%。

　　而“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没有按期毕业的博士”，更常见的是博士延毕，甚至已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

　　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约46.5%，2012年突破60%，2018年已达到64%。也就是说，有超过六成的博士研究生无法正常毕业。

　　对此，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认为：“目前博士生无法按期毕业的人数比例高达65%，有的读博8年也毕不了业。延期博士生群体日益扩大，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他指出，问题在于：开头松—中间松—毕业严。

　　2020年，研究生招生110.66万人，其中，博士生11.60万人，硕士生99.05万人；在学研究生313.96万人，其中，博士生46.65万人，在学硕士生267.30万人；毕业研究生72.86万人，其中，毕业博士生6.62万人，毕业硕士生66.25万人。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完全进入了普及化时代，硕博群体也不断扩大。如此庞大的人群，并非每个人都适合做研究。硕士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标配，但很多人读研读博核心目的是就业，而不是研究。

　　2019年，我国博士研究生预计毕业人数为172824人，实际毕业人数62578人，延毕率63.8%。

　　延毕存在着很多种情况，有不少确实是“懒”字当头，也有不少是非“研”不可，为读研而读研。在应试教育和社会竞争的双重作用下，大批本不适合读研的研究生由于缺乏开展研究所需的足够专业知识，或是缺少学术热情和动力，无法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科学的研究。

　　“热爱，但并不适合做科研”成为越来越多研究生所面临的问题。

　　近些年，硕博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甚至一些极端事件，频频引发社会关注。读研虽好，但也是一道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部分人想出去。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

　　“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及早分流，加大分流力度。”这句话喊了很多年，却遭遇了“动真格很难”。

　　在很多学校和科研院所都有中期考核，但落实分流实际很难。中科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院士坦言，有时在考核后，个别学生确实被认为不适合读博士，所里会希望学生改为硕士，但如果学生不愿意，也不会勉强。“基本都没改成，最后一般也都毕业了，我们还是要顾及学生的心理状态。”

　　而研究生分流在国际上是成熟机制。

　　持重视研究生分流意见的专家学者很多，著名学者、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认为：研究生都试着朝博士方向，但如果发现不行（自己发现其实不感兴趣、或者老师发现其实学生不合适，等等），以硕士作为分流，不用做研究、不用发论文，只要课程及格就毕业并获硕士学位。

　　饶毅校长认为对医生按兴趣、能力、资源进行分流，并不是否认医生的研究能力，医生能够做好治病救人的工作就是好医生。

　　这样的情况建立在：即便不能做研究，但仍然大有可为，人尽其才，做好医生造福社会。

　　研究生分流制度确应追求人才的合理配置，但不得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家长和教师都认为学生如果未能完成学业，则是失败的教育，对于学生教育的前期投入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教师往往抱着“不能毁了一个学生的未来”的心态，给予学生“适当的宽松”。这由当下研究生分流的不可逆制度决定，一旦分流就代表着中止学业，即便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能够获得硕士学位，在通常的舆论环境中也是一种失败。

　　作为学生自身来说，在社会舆论和前期投入过多。用人单位的歧视，放弃博士学位难以获得有同样价值量的相应合理补偿的压力下，即便出现了读研后极不适应的情况，也强迫自己硬着头皮读下去。毕竟“看似只差论文就可以毕业了”，实际上在培养过程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不仅仅是没有写出论文这么简单。

　　很多人是在一条既定的优等生的道路上，一路顺其自然地读了硕博。让自己选择更为积极的道路，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信念。

　　但学习成绩和学术研究能力是正向相关但不完全绑定的两件事。能够获得硕博资格，但学术研究是否是最适合自己的路，也是另一回事。

　　对于学生来说，读研、读博只是成才的途径，而不是最终目的。

　　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严把质量才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关键。学术面前只有客观，没有情感和面子。

　　国外高校研究生分流有何借鉴？

　　观察国外高校成功的研究生分流制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较为宽松，另一方面是补偿学位机制人性化。成熟的过程考核也保障了研究生培养质量。

　　以耶鲁大学为例。

　　2020年，耶鲁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共收到10584份博士研究生入学申请，审核并发放1176份录取通知书，2020年博士研究生入学申请通过率仅有11.1%，生源分流率高达88.9% 。过程考核是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耶鲁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对博士研究生的居住要求、道德培训、课程考核、资格考试和教学训练进行多方面的考核。

　　从入学后到获得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学生至少要面对6次分流退出考核，导致分流退出率也较高。在入学严、过程严的情况下保障了博士培养的质量。

　　分流退出的博士生中存在部分学生主动退出的现象。2016-2020年，每年均有超过60名博士研究生主动退出学习计划，主动退出率约为15%。

　　学生会因为兴趣等原因主动放弃攻读博士学位，也可能转学到其他高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尽管他们被统计在分流退出率中，但也有可能在其他高校获得了博士学位。

　　耶鲁大学的分流退出制度规定学生可自愿退学，也为主动退学的学生提供重返校园的机会。根据被分流退出学生修读情况授予不同程度的补偿硕士学位，在培养过程中依据学生不同的学术表现授予相应的学位，构建多样化的分流路径，保障学生权益，维护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

　　国外高校博士研究生的分流率可以达到30%左右，即100名博士生中有大约30人拿不到最终的学位。我国博士生的分流率不足5%。但究其本质还是国外博士生往往更看重的是学术经历、所学知识、学术能力的培养，而国内博士生更看重学位的获得，舆论环境对博士也较为苛刻。

　　这给我们的借鉴是：科学过程考核，将毕业压力前移；合理分流，妥善安置，给予学生二次、三次考核的机会。

　　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此前在两会期间曾介绍“南京大学433博士培养模式”：“明确中间过程严格要求。每一次资格考试必须有15%的人不能通过，不要等到毕业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博士论文不是简单会背书考试，它是创造知识的过程。”

　　误区：分流＝淘汰

　　目前，很多人对研究生分流存在的误区是：分流＝淘汰。

　　在这样的观念下，多方原因导致3年博士读8年的情况出现了。学术悲剧是残酷的，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全身心投入学业，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或者说有更适合自己的道路，能够成长得更为开心，收获也更多，但没有选择。对学生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对社会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但问题是在没读研读博之前，没有人知道自己读研读博，甚至真正投身学术是否合适。

　　这才是“过程考核，合理分流”的意义，核心是育人，而不是“淘汰”。

　　对于被分流的学生来说，是及时止损、把握节奏，选择更为自己负责的路。

　　由于几乎所有高校都要求博士在毕业前要发表 2 篇及以上核心期刊论文，博士的日子确实很难熬。为了保证博士教育质量，严抓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评阅、答辩、学位评定等关键环节，于是博士生基本学习年限只能由3年调整为4年。

　　2003年起，北京大学开始博士生培养改革，将硕士起点博士生的基本学习年限由3年调整为4年。3年时间对于培养学术研究者来说太短，已经成为共识。目前已有30多所高校实行4年制，多所高校实行3-4年弹性学制，显然，也正在向博士4年制过渡。

　　延长学制固然是出于科学培养博士生的规律和需要，但并不治本。

　　并非每个学霸都适合学术科研的道路。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指出，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我们需要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多元的选择，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