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百万学费月薪4000，如何避免“精英教育”变“饭碗教育”？

　　网上有个笑谈，说人一旦具备了东方智慧就很容易有个习惯：不管去餐厅、商店还是演唱会，喜欢去算人家一年能挣多少钱。

　　音乐会散场了，旁边白人小姐姐还哭得稀里哗啦没缓过来，人潮中传来一阵响亮的普通话：“我们就算它一个城市一次巡演30天，每个剧场每晚坐1200人，一张门票平均90美元，我数了一下大概有二十几个演员，你说主演一年能挣100万美元吗？”

　　当然，在组织管理上很需要这样的思路，但你就是不由自主地觉得好笑，好像总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对：功利的中国人，即便在本该欣赏艺术的场合，关注点也完全不在艺术本身，就只琢磨着人家怎么日进斗金，而再高雅的艺术，由此看来也不过只是赚钱的手段罢了。

　　给孩子找一个饭碗

　　细想一下就不难意识到，像这样的“饭碗思维”实际上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家长含辛茹苦教育孩子，说到底是有意无意中想着“给孩子找一个饭碗”。

　　根据这样的想法，哪怕读到博士毕业，本质上也仍然是“职业教育”，因为积攒学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混碗饭吃”。

　　在我老家乡下，教养孩子被直白地形容为种庄稼的过程：辛苦栽培了十多年，高考就是“收花地”（收割庄稼）的时候。

　　那时当我好友说想要去读古典文学时，他一向开通的父母也忍不住说：“那我们这十多年来栽培你花的钱算是扔进冷水缸里了。”

　　也许你会说，中国人毕竟刚脱离温饱不久，不得不务实地考虑子女的未来，等生活变好了，这种焦虑感自然会逐渐消失；但这么想就低估了一点：这种匮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并且有着强大的思维惯性，并不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就会变化。

　　事实上，现在它倒是正在卷土重来，尤其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多家庭的不安全感加剧，其结果是，今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02万，多地的师范类专业录取分数线飙高，因为公务员、教师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铁饭碗”之一了。

　　前一阵引发争议的关于“文科女”的访谈，症结也在此：在访谈者的口吻里，本身潜藏着“学科教育的投入产出比”这一倾向，既然如此，那么花了上百万让孩子出国读文科，到头来就回国赚个月薪七八千，什么“追求精神价值、智识精进”，就只是个庞氏骗局和“人间不值得”的亏本买卖；

　　而在反对者来看，这不仅把知识的内在价值单一化了，还对不合理的成功学信条毫无反思，相当于是“被欺负了，还强迫自己认同霸凌者的价值观，这是最糟糕的挨打姿势”。

　　当然，再高远的理想也都需要现实考虑，毕竟普通家庭经受不住无底洞式的投入，难免要权衡下“投资回报率”（ROI），这在国外也不例外，但我发现在国内比较有趣的一个心态是：很多父母哪怕是想要给孩子走精英教育的道路，骨子里却仍是“饭碗教育”，只不过他们相信精英教育可以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饭碗罢了——说白一点，就是培养出一个“高级打工仔”。

　　别说是学校里的应试教育，就算是工作之余的精神追求，很多职场精英其实也都希望是“有用”的——例如读点佛经，可以成为和高端商务人士交流时的谈资。

　　所有这些，最终都得有助于实现物质成功，而无法快速转化的则一概都是“没用”的“闲书”。

　　因为在这些人的理解当中，“精英教育”其实相当于是成功学，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饭碗思维”的陷阱

　　之所以有这么多家长抱有这些想法，说到底是因为：在以往很长时间里，中国人对“精英教育”的理解实际上是很狭隘的。

　　自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高等教育直到不久之前都一直是精英教育，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晚至1990年，18-22岁年龄段的青年中仅2%能上大学。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对“精英教育”的普遍理解就是极少数通过考试地狱的知识精英，被选拔出来后，获得一些稀缺的好工作。

　　这些孩子之所以能跻身精英，不管是具备了什么样的特殊品质，归根结底首先都是因为考得够好，而给他们的回报就是一个“铁饭碗”。

　　1999年后，国内大学开始扩招，很快，到2003年就一举跨越了大学入学率15%的标准线，这标志着高等教育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也是在那以后，“大学生”这一身份逐渐贬值了。

　　但社会的反应是滞后的，直到2009年廉思的《蚁族》问世，人们才意识到，仅仅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已不再是“社会精英”的可靠证明了。

　　在那之后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对很多中国父母来说，“精英教育”就变成了一场“资本密集”（家长投入）加“劳动力密集”（家长和孩子）的内卷化游戏，而终极目标仍是为了争夺那少数“金饭碗”，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学历浪费，出现了“哈佛大学博士竞聘街道办副主任”的故事。

　　现在有必要停下来想想：这样对“精英教育”的理解真的没问题吗？

　　把教育看作是“投资”，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投入那么多，只是为了最后得到一个饭碗，这样的产出其实也很可怜。

　　和父母辈不同的是，现在我们这一代家长栽培孩子，其实已经不指望他们将来能如何回报父母，更多的是想尽可能地挖掘出孩子自身的潜力，然而如果预先设定的目标就是找个饭碗，那选择就不是开放性的，到头来不一定能真正发挥出孩子的全部潜能。

　　我知道的一位家长就完全是在用KPI的方式在教育孩子：她一直说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严格排好计划、进度和考核，无论是学英语、钢琴还是围棋，如果一段时间内不见效，就当机立断停掉。

　　在她看来，这能最大限度减少浪费，确保孩子的精力能最有效地花在他擅长的领域，最终能在最大限度地实现成功。

　　这样的教育方式，确实有可能让她的孩子将来考上名校、找到好工作，这毕竟很吻合当下的成功学路径，但从这个孩子的角度来想，却全无乐趣可言：妈妈对待他，就像是一个严苛的企业老板在对待下属，而很多学习项目，其实都有个过程，也许他刚开始对围棋产生点兴趣，但急于看到成效的妈妈见到他没达成KPI，就已经将课程停掉了。

　　这样经历多了，孩子的学习热情会遭到许多无形的伤害。

　　还有不少父母，一开始倒是奔着高大上的思路去的，但等孩子到了一定年纪，就开始焦虑起来，没办法坚持走下去。

　　我以前的同事、朋友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从小很有艺术天分，但哪怕练到了钢琴十级、自己也很想继续学下去，父母却害怕他们将来没饭吃，逼迫他们放弃梦想。这实际上是许多人痛苦的根源：为了能有口饭吃，放弃了做自己的机会。

　　可想而知，家长为孩子所设定的目标，大抵都是基于自己过往的经验和当下的考虑，但现在的好饭碗，却不一定将来也是。今年那些让自家孩子高分报考师范专业的家长，又有谁能保证漫长的一生里，教师这份职业对孩子来说就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安稳的饭碗到如今也是稀缺资源了，但当你选择“稳定”时，势必也限制了许多其它的可能性。

　　何况，内卷了那么多年，到头来只求得到一个安稳的饭碗，虽然对个人而言或许权衡之下也不失为综合回报较高的理性选择，但对社会投入和资源配置来说其实也是巨大的浪费。

　　到了如今这样一个充满变动的风险社会，从长远来说，安稳的“饭碗”其实已经是没有了。

　　不用细想就能明白：在长达三四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期望占着一个工作岗位就能一直安心到老，这是不现实的，真正能过得好的，必定是那些能顺应时势不断调整自我的人。

　　在这种局势下，真正的精英教育所培养的，并不是一份学历、一种技能，而是一种思维、一种自我认识。

　　教育学家杜威很早就曾说过，在学校里教授的那些知识，其实是整个教育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

　　他的意思是，到了现代社会，任何知识都很容易过时，教育的目标应当是让人实现自我。

　　也正因此，他尖刻地嘲讽那些教育领域的功利主义：“只有迷信的人才会相信这两者肯定是敌对的，从而认为有用的事物都是非人文的，而无用的事物则是人文的。”——他所抨击的那种观念，却正是当下中国社会最盛行的，尤其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下，连“文科生”都成了经常用于挖苦人“空谈无用”的代名词。

　　然而，越是到专业细分的当下，那些具备良好的通识教育基础并联结不同学科的人才，恐怕才是更为稀缺而难得的。

　　这乍看起来没有具体功用，但却正是高等教育最前沿的发展方向。因为越来越多教育家开始意识到，真正的良好教育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任何领域的进展都离不开质疑、提问、发现破绽、推翻结论、发掘新方法、开拓新思路、开创新空间等一系列思维活动。

　　因为要不断向前探索，就不能把现有的结论当作是确定性，这就需要跨学科的碰撞，善于发现新的前沿问题。

　　这并不只是空泛的人文知识，事实上，近些年来在欧美，无论是在高等教育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上，“领导力”（leadership）的概念都备受关注。

　　尽管以往的职业教育也着重培养所在领域的领导者，但领导力其实是传统通识教育首要的培养目标。

　　历史学家劳伦斯·维塞（Lawrence Veysey）在研究西方高等教育后认为，大学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帮助未来的领导者形成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道德观”。

　　中国教育在这方面的缺失，其实已经显现出来了：这样的教育可以培养出素质良好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专家，但却难以培养出优秀的管理者。

　　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华人甚至出国后也仍然如此：在美国，华裔人数比印度裔更多，却很少像印度裔那样在企业里出任高管的，因为越往上走，“文化”的重要性就越高，而这些却恰是华人在教育中相对忽视的。

　　这倒不是说完全清高地不用管孩子将来的饭碗，毕竟这仍然是许多家庭所需要面对的现实，但现在，或许是时候超越原先的功利主义，先别紧盯着“有用”的产出，而让孩子有机会打开宽阔的视野，别给他们设定限制，那时我们或许会发现，未来其实是有无限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