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再见重点班 中小学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
新学期开学，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面落实“双减”政策之际，日前教育部又规定，中小学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均衡配置师资，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
消息一出，家长们就已在网上分成两派吵开了。
一方认为，每个孩子的成绩都有起伏，人为将孩子按一时的成绩提前分出优劣，这既不利于个体发挥潜力，还会造成他们的心理创伤；
而另一方则主张，取消重点班是对优秀学生的不公平，这样老师为了照顾学得慢的孩子，进度势必会受影响，反而难以因材施教。
在“爸爸真棒”的专栏作者维舟看来，这两种观点可能都失之偏颇，而背后更需要家长思考的是，我们的教育思路该如何与时俱进。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文末讨论，本文配图来自电视剧《3年A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剧照。
为什么要有重点班？
这个问题在国内由来已久，如果我们不了解重点班的由来，就很难辨清其中的利弊。
确实，在国外是没有“重点班”的，这可说是近代中国的一项制度发明。
重点班的想法，在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身上就已可见端倪：国家急需人才，但又一穷二白，不得不选拔极少数有天赋的孩子，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他们身上，指望这些未来的精英承担起国家现代化的使命。
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全国基础教育极为薄弱，能读到高中的就仅有3%的少数人。
这还未必是根据孩子的智商选拔的重点班，而是与社会阶层有关：当时私立教会学校更为精英化，1935年圣约翰大学估算学生每年最低费用为600美元，远非当时一般家庭所能承担。
不仅如此，一个尚未充分现代化的国家，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精英。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很快就发现，限于种种现实原因，国家只能负担、供养相当有限的少部分干部和专业技术精英，因而明智的选择是努力推广初级教育，但中高等教育尚缺乏普及的基础——否则培养出来也无法充分就业。
这样，再加上教育资源本身就有限，只能用在刀刃上，重点班、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普遍设立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一个连贯一体的层层选拔机制，最终都是为了确保及早识别、选拔出少数适应国家需要的精英人才。
几十年下来，这么做的效果如何？梁晨等人所著的《无声的革命》一书在利用1949-2002年间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的学籍卡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新中国在农村和落后地区推广基础教育，这“使得精英教育具备了开放性和生源多样性的基础”。
也就是说，重点中学看似得到了教育资源的倾斜，也确实为重点大学提供了主要生源（不到来源总数1%的前50所中学输送了20%多的北大学生），但由于重点中学本身的生源就有多样性，所以它在社会阶层上的分布仍是较为公平的。
这种多样性、公平性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们在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大体都赞同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无论成为哪种‘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
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教育还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仅靠有钱、有权，还不足以让你家的孩子也能子承父业，必须得让他接受良好教育才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间的高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像日本倒是没有重点中学，但中学的精英化程度相较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加藤周一《羊之歌》中就回忆，一高的学生普遍自视为天之骄子，“就算现在天下还不在自己手里，但迟早都是他们的”；伊顿公学等英国九大公学，也是众所周知的“精英的摇篮”；至于韩国，本来国家就小，家长、学生的选择更少，能否进入排名靠前的一流中学，基本上就提前锁定了人生道路。
在这些发达国家，精英教育已明显地成为一种社会精英再生产的工具，父母从小就为孩子铺垫好了道路。2008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后50%的学生只占12%，而家庭收入处于前2.5%的学生却占了1/3强。
相比起来，国内这两年虽然也有“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悲叹，但各校的重点班无论如何首先看重的还是孩子本身的天赋和成绩，至少兼顾了公平性和多样性。
为什么要改革？
如果这样一套做法在国内运作得还算不错，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取消？
这就说来话长了。从大的方面说，自1999年大学扩招起，中国的教育已渐渐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阶段。
1950年代全国仅5%的人口能读高中，但现在高中毛入学率已高达90%，接受大学教育的提升更为显著：同期从仅仅0.1%飙升至30%以上，增加了300多倍，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1990年代的水准。
大众化并不仅仅是“大学生不稀罕了”这么简单，它还意味着中国要改变原先的模式：过去是从5%的人口中选拔精英，现在则要在90%的适龄人口中择优录取，这就需要把机会公平摆在更突出的位置。
因为现有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智力水平在大规模人口中的分布是随机的，这就意味着过早将教育资源偏重于任何一个群体，最终都可能有失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就不再适宜了，更何况，国内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并非依靠市场化的机制，而是通过行政系统划拨的。
国家教育经费是按重点/非重点来分配的，而在学校内部，又是按重点班/普通班来调配的。教育家卿光亚几年前就曾说过，成都市20多所重点中学的基建费，就相当于另外3000多所非重点的总和。
可想而知，这难免造成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教育的不平衡局面。由于重点大学的生源主要来自重点中学，又可能出现衡水中学这样独占大量资源的局面。
2010年，北大曾赋予39所重点中学校长推荐学生资格，这一制度一旦大规模推广，势必会造成生源的过度集中。
不仅如此，由于升学率与校长、教师的一系列待遇挂钩，这就自发产生了一种绩效激励机制，驱使各地学校都绞尽脑汁，将本校资源倾注在重点班上，煞费苦心地将一些“好苗子”送进重点中学或重点大学。
作家沈书枝曾回忆，1990年代她读初中时，乡下各初中每年能有三四个学生考上县一中就已经谢天谢地，为此会有十来个孩子被选中“加强管理”，由老师开小灶另外补课。
问题是，这样的做法看似是为了学生的前途，其实却是为了老师们达成绩效，并因此牺牲了其他学生的公平竞争机会，他们相当于提早被放弃了。
正因此，教育部早在2015年就提出，将实行县（市、区）域内城乡中小学教师编制和工资待遇同一标准，以及教师、校长交流制度，逐步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校和重点班。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界一直以来呼吁和重视的，并非教育机会的平均分配，而是教育机会的公平竞争。
取消重点班，并不意味着把所有教育资源平摊给各地，而是“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让那些因为地处偏远、家境贫寒但其实颇有天赋的孩子，能和那些含着银匙出生的孩子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换句话说，“初心”仍然没有变，是为了保持各级学校生源的多样性，让不同社会来源的人都有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取消中小学义务阶段的重点班，但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仍在，因为只要实现公平竞争和生源多样化，没有必要搞平均主义。不是说分流不对，而是说不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提早分流，那样既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也不能为国家和社会公平选拔人才。
对家长们是好消息吗？
尽管取消重点班是一项新政策，但如前所言，其实这一精神早在2015年就已开始下达了。
上海的家长更不用多担忧，因为上海早就开始这么做了：2004年，上海在高中阶段有33所市重点中学，但也是从这一年起，上海人熟悉的“市重点”、“区重点”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市实验性示范高中。至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班（俗称的“快慢班”），多年来早已取消。
我也是和一些外地朋友谈过才知，重点班在现实中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各班原则上按分数排座位，考分高的学生获得不被老师安排的自由权，即自主决定坐在哪个位子，以及自愿下调的自由选择权。
这些微小的特权，都是校方为了激励学生展开学业竞争所采取的变通做法，以便最终提升本校的升学率，但这不仅加剧了内卷的焦虑，常常也扭曲了学生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有的老师甚至觉得小学就“完全可以设快慢班了”。
因为她观察下来发现，即便在小学里，孩子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已挺严重了：只要老师选一套有点难度的试卷做单元测试，马上分层就很明显了：全班55人，90分以上的只有七八个，整个学期每次都90以上的只有两三个，而低分的甚至都有只考30分的，还有查字典学了五六回都不会的学生。
每个学校、每个班级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孩子就是开窍晚，学习进度跟不上；另一些孩子又吃不饱，其结果是老师没能讲透，这些孩子得不到充分发展。
落实到现实中，老师就只能主要照顾中等学生，尽量让有困难的孩子学会，对拔尖的孩子反而倒不会多操心了。
这早就不是秘密了：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教育相比，国内更偏重均衡发展。
2012年，哈尔滨69中初三13班的孩子与丹麦奥胡斯市一所典型公立中学的9年Z班PK，结果发现：中国学生整体表现更胜一筹，大多集中在中段，两头尖——特别优秀和特别差的都很少，而丹麦孩子则相反，个性突出，有更多表现优异的学生，但远低于平均值的差生也较多。
可想而知，现在取消重点班，会进一步强化中国教育的这一特点。
对绝大部分家长来说，这可能都是个好消息，毕竟拔尖的孩子是少数；可是那些有特异长处孩子、又或你想培养孩子有异于常人的优长，该怎么办？
在“双减”之后，皮球就又踢回到了家长脚下。指望老师开小灶、特别点拨或许都比以前更难了，但与此同时，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又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家长如果想要自家孩子将来出类拔萃，躺平仍然是不行的。
这倒不是说现在家长得赤膊上阵，自学所有科目，取代以前补课老师的角色，而是说，家长得更深入地了解自家孩子，及时察觉并挖掘他真正的兴趣所在，陪伴他，给他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好好地利用双减之后孩子多出来的时间。这当然很难，但却是更值得做、也只有父母才能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