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波中产家庭的教育突围 是否探寻出关于教育的满意答案

　　“孟母三迁”的故事，我们看过很多，但这群家长显得特殊。

　　他们原本生活在北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殷实的经济基础，有实力让下一代在北京很不错的学校入读，但这波家长却纷纷选择“南迁”，举家奔赴江浙沪一带。

　　不满于北京的双语学校；害怕孩子分流到职高；想要追求更理想的教育......不同的理由和原因，汇聚成了共同的目标：“逃离”北京。

　　在陌生的城市，他们是否探寻出关于教育的满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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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雨溪一家来说，2021年的夏天是整个家庭浓墨重彩的一笔。

　　6月时候，飞机降落在宁波栎社机场，南方温润的气流渗入肌肤，路边的香樟树长得茂盛，雨溪一家推拉着行李箱，踏入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

　　车一路往城市中心开，沿路是别墅，干净的街道，宽敞的马路，“感觉很像北京的顺义”，这是雨溪对宁波的第一印象。

　　在全家候鸟般搬迁至宁波之前，雨溪和先生在北京生活了15年。大学毕业后，她们从江苏来到北京打拼，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十年里，先生的事业版图也在随之扩充。

　　拥有还算充裕的现金流、在顺义区 的小区购置房产，儿子乐乐出生后，雨溪成为了全职妈妈，也成为媒体笔下的“顺义妈妈”一员。

　　生活在顺义，即使不去打听彼此的隐私，大家对彼此的经济实力或者学识背景也心照不宣。

　　生儿育女后，共同的话题把妈妈们“链接”在一起。在乐乐一岁多的时候，雨溪与其他妈妈聊天，第一次听说到“国际学校”，种子就此生根。

　　雨溪和先生自小是在当地区重点读出来的，虽然他们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但他们却并不认可这样的教育理念，甚至可以用“厌恶”来形容。

　　乐乐在两岁多的时候，雨溪和先生开始为他找寻学校，目标是民办双语学校。

　　雨溪做了很多功课，花费了很多时间，但名单上的长串学校名字，她一家家“探校”，一家家打下叉号。

　　雨溪观察到顺义区带有幼儿园的十二年一贯制双语学校鱼龙混杂，“好多学校就是请了一帮外教，就打着双语或者国际学校的旗子”。另外一种情况是，在高年级阶段，为了冲刺升学率，不少学校会让孩子去刷题，“我知道很多双语学校的创办人是体制内学校出来的老师或者校长，如果用公立学校的那套教学模式和思维方式，去教国际学校的课程，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有时，择校不仅仅是师资和教育理念的抉择。

　　在顺义区后沙峪，坐落着一所顺义家长挤破头想要涌入的双语学校，它不仅口碑好，也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它一年学费是三十万，但真要一年读下来，可能就要四五十万了。”

　　“打红叉”的理由包括教师更替频繁、最好的师资团队全放在高中，以及在雨溪看来，那所学校名流家庭云集，好多小孩毕业后，都会有家族生意继承。哪怕没人愿意承认，但学校家长们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就算交得起学费，也不意味着你就真的踏入了他们那个圈子”。

　　14岁的笙然在去年夏天刚结束了这所学校的学习。

　　作为一名中学女生，和其他选择这所学校的同龄孩子一样，她兴趣广泛，自小学过壁球、古筝、声乐、中阮、马术、还进过学校校队，打过排球和篮球。

　　有一年的假期，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去龙泉拍摄关于记录青瓷历史的纪录片，从脚本到镜头再到最后的剪辑，几个中学孩子完成了一部记录短片。

　　“大家都太 了，各方面被完全碾压”这是笙然对当时同学的评价，“我们班同学好多都是七八年级就托福115以上，打校队也打得很猛，各方面全面发展，绘画又很强，有很多作品。”

　　不过，不同于雨溪一家，笙然一家从北京来到江浙一带定居，更多是出于家庭的原因，“因为爸爸在两年前来到了苏州工作，如果我和妈妈在北京的话，一家人会长时间见不了面。”

　　考察了江苏一带的学校后，笙然选择了地处于昆山的一所美式寄宿学校——上海华二昆山国际学校。

　　笙然也会偶然回忆起在北京顺义的求学生活，但是面对新的环境，笙然适应得很快。

　　2

　　十多年前，徐慧带着刚刚幼儿园毕业的儿子浩浩，从生活了多年的北京搬迁到上海。

　　这个决定曾经遭遇到家人的劝阻，他们担心茫然“闯入”一个陌生城市，会影响到徐慧的工作，也对浩浩即将就读的学校充满顾虑。

　　但徐慧内心明白，这并不是一个“茫然”或者轻易的选择。

　　曾当过大学老师，对国内外教育体系有自己的观察和了解。因此，在浩浩读幼儿园的时候，她就考虑好要让孩子走体制外路线，等到浩浩五岁的时候，适逢工作契机，她飞到香港。

　　香港的国际学校体系完善，走在前沿，在考察的过程中，徐慧知道了一所叫香港汉基的学校，学校的教育理念一下子击中了她的心，然而这所学校很多孩子在两三岁时就在排队了，徐慧这才了解到香港的国际学校都要提前规划，“我们五岁去已经太晚了，肯定进不去。”

　　从香港“打道回府”后，徐慧开始了漫长而繁琐的“择校史”，她想找一所跟汉基有着类似理念的学校。

　　“我前前后后看了将近三十所。”

　　除了实地探访，在很长一段时时间里，徐慧混迹在BBS里，搜集讯息，打探各种学校的”风评”，但结果让人失望。

　　师资来路不明，课程体系混杂，甚至好多学校连自己的课程体系都说不清楚，这是徐慧对当年北京双语学校的感受，“学校的风气也不太好，因为私立学校学费贵，大家都有点非富即贵，攀比什么的，我不太喜欢这几点”。

　　除了师资和课程，理想的双语教育应该是启发式教育，但也不能丢失中文母语教育，这一点雨溪和先生也认同，“培养有国际思维和国际视野的中国人，走出去了，还能很好地走回来，而不是培养一个ABC。”

　　轻车熟路后，雨溪逐渐掌握了探校的“秘诀”。当学校老师引领家长们参观校园时，雨溪见到的几乎都是热情洋溢的课堂，但有一种刻意安排和演练的感受，雨溪会独自“溜”出队伍，往相反的方向行走时，意外的是，她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课堂松散，老师也不再那么深情并茂，“看到的几乎都是不怎么负责任的老师。”

　　几年的时间里，雨溪和先生几乎看遍了顺义区所有能上的双语学校，但都不尽人如意。在朋友的一次推荐下，他们来到了朝阳区的一所新建立的双语学校，收获降临。

　　一所叫赫德的双语学校，各个方面都符合雨溪和先生的期待，但眼前的难题也显而易见。如果跨区域上学，他们需要朝阳所在地的纳税和居住证明，“要么卖房，要么我老公换工作，成本都太大”雨溪说，“而且我们想选择一贯制的学校，它只有小学部。”

　　古有“孟母三迁”，如果北京行不通，那么换一个城市呢？

　　思考这个议题的还有吴宇一家，不过，对于吴宇来说，“逃离”北京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中考普职分流下，他更多的是出自于对儿子未来命运的担忧，“本来想让他大学的时候出国读书，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担心他高中都考不上。”

　　与其说逃离北京，不如说是逃离体制内残酷的教育竞技。

　　眼看中考在即，时间刻不容缓。吴宇在今年频繁联系南方的朋友，他听说江浙一带新建了很多不需要学籍条件的寄宿制双语学校，他像“雷达”一样，四处搜集讯息，“等找到满意的学校，就把孩子送过去。”

　　3

　　在搬迁到宁波前，雨溪还探访过海南的私立学校。

　　他们在海南购置了海景房，推开窗就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大海，每年寒暑假他们一家会飞到这里度假。但这座城市更适合放松和休闲，国际教育发展还相对滞后，雨溪在这里也未能找到满意的学校。

　　疫情成为了转折点。

　　2020年，因为疫情全国爆发，先生不用坐班，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他们一家几乎都不在北京。疫情缓和后，先生的工作发生变化，不再需要呆在北京，他们联想到赫德在宁波和上海都有校区，而且还都是十二年一贯制，“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不同于入学门槛更高的上海，宁波作为新一线城市，对于外地求学的家庭有着更宽松的政策和更包容的姿态，譬如“在纳税与社保居住条件方面，不会卡得那么严”，因此选择宁波校区成为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回望徐慧一家的“回流”之路，因为孩子浩浩本身是上海户籍，从京到沪，路途还算顺遂。十多年过去，转眼间，浩浩在包玉刚实验学校读十年级了，长成了身体健硕、爱好广泛的男孩。

　　“学习氛围是很好的，一会这个师兄考上耶鲁，一会那个学姐考上杜克，对他都是一种鼓励，导致他对自己也有比较高的要求。”

　　吴宇还在观望和探索，江浙一带的国际化学校看得他眼花缭乱，他观察到，就连江苏宿迁，浙江金华、安吉，这些他甚至没怎么听说过的县城也有新建双语学校。

　　“不要小瞧中国的县城，尤其是江浙沿海一带”，在国际教育行业有着多年从业经历的皓杰感叹道，“江浙一带，就连有些偏僻的小县城，也居住着一批家底殷实的家庭，他们重视教育，愿意花钱把孩子送进双语学校。”

　　在一份新发布的“中国百强县”报告里，也在证实着皓杰的观点。

　　江浙繁华千年，衣冠南渡后一直是国家的经济纳税中心。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0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江苏因拥有最多（25所）百强县成为榜首，浙江拥有18所百强县，位列第二。

　　其中，昆山因亮眼的经济成绩，其GDP在2019年甚至一举超过兰州市、呼和浩特市等省会城市。

　　“抢跑”的经济实力裹挟着包容的政策、前沿的教育理念，催生了一批国际化学校的落地。

　　拿苏州来举例，苏州现共有48所国际化学校，仅次于北京（120）、上海（110）、深圳（72）和广州（59）。（数据来自顶思）

　　如今，江浙地区还吸引着不同品牌学校的“入场”，其中，在未来苏州拥有的国际学校数量甚至有望赶超京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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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显残酷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千军万马过独立桥”，当体制内这条赛道走不通时，国际化学校成为众多中产家庭的选择。但是，选择另一条赛道，前方未必是金光璀璨的坦途，相反，它对家庭和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值开学季，不久前，上海浦东机场内“赴美留学生排千米长队值机，十万机票难求”的新闻登上热搜。

　　在外界看来，这些行为显得疯狂、无法理解，但是对于当事家庭来说，飞往大洋彼岸疫情还在肆掠的美国并不是鲁莽之举，因为这些家庭或许在此之前已经做了多年的规划和准备，已经投入了数百万甚至千万的教育支出，而后方，它们无路可退。

　　这种高要求还体现在，如今海归不再是稀缺品，在工作市场也不再像十多年前那样构成竞争力，类似“花百万留学，回国月薪4500”的报道也频繁诉诸公众。

　　如何接受支出回报率不成正比，也成为这些家庭要面临的课题。

　　几年前，雨溪与邻居聊天时，邻居告诉她自己花800万买了一个学区房，邻居认为这是一种聪明实惠的投资。

　　雨溪持不同的观点，她告诉邻居自己正在看双语学校，每年小孩的教育支出可能花几十万，等大学毕业，加起来预计不到800万。但是邻居反驳，“那最后我还有房子，你的钱花完就没有了。”

　　如今，北京划片入学新政下，学区房遭遇惨重打击，“那套学区房算是白买了。”

　　雨溪回忆起生乐乐的场景依旧动容，“十指全开，他的头就卡在那里，医生又塞回去，在我肚子上又划一刀，像拔萝卜一样把他拔出来，差点儿没死在手术台上。”

　　雨溪说，养育孩子本就是一场不求回报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