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注乡村教育变迁下的青年命运 他们如何落地生根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在迎接建党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们的脱贫攻坚战更是取得全面胜利，在占全世界 18% 的人口中消除了 贫困 ；2020 年，虽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经济总量仍突破 100 万亿，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然而，我们的内部收入还极不平等，尤其体现为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

　　我国目前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左右，预计203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75%，这意味着未来的 15 年间，我国将有占总人口 30% 也就是超过 4 亿的新市民生活在城市里。就规模而言，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社会大流动，超过4亿人完成跨地区、跨行业、跨阶层的大转移，必将带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空前的发展机会！

　　经济学家既理性又浪漫的描述，呈现的是客观的数据、巨大的体量与空前的机会，而我关注的是数据下面具体的人——那些在跨城乡、跨行业、跨阶层的迁徙中，成功的跨越者与悬空的飘浮者。持续二十年，这个议题不时“抓住”我，窥探他们打开或者封闭的心灵，感受他们的意气风发或困顿沮丧，触摸他们既脆弱又坚韧的亲情与家庭，探寻既远又近的乡村，以及同样既近又远的未来。他们既是我们，也不完全是我们。

　　我们一同走过时间，失去家园庇护的个人能更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里”吗？叱咤风云于历史大舞台，或裹挟进时代的灰尘里，不同世代的生命轨迹、情感结构发生了哪些蜕变？哪些被扭曲？哪些在顽强地坚守？在这个大时代中，教育做了什么？不得不做什么？还可以做什么？又必须避免什么？

　　功能扭曲：向上流动与阶梯陷阱

　　20 世纪末，中央党校年轻的教授李书磊在胡麻营乡，发现只有一个单位挂着县里的牌子，那就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教科书的法定文化将边远、闭塞的村庄与国家的文明体系、符号世界连接在一起，上课的铃声是根据北京时间，教师使用的是普通话，校长是村里唯一有编制的“干部”……李书磊由此指出，学校是深植乡村的国家机器——村落中的“国家”。

　　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世界教育史中。美国公立教育之父贺拉斯·曼指出，每一所乡村学校均被视为共和国建设的堡垒 ：“仅仅改变社会表层的革命可以是一日之功，但深入改变人类性格中最重要的品性的革命、解除曾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受压抑状态的心理能力的革命却不可能在一次剧变的运动中完成。” 教育是政治理想的钥匙，学校可以塑造清醒、聪明而又善良的人，新人所具有的新性情，将是新制度的民情基因。教育既能消除无知，还能疏导冲突，建立和谐共处的秩序。在温暖氛围中，公立学校让不同背景的孩子和睦相处，培养相互尊重的精神，借以摆脱社会的各种矛盾。孩子乃是未来孩子的父母，教室中的一切决定着国家的制度和命运。

　　2001年夏秋，我因“南昆铁路如何影响西南少数民族村落的社会与生活”项目，在黔西南大山深处蹲点。在乡村的课堂上，师范毕业回乡教书的年轻老师很苦恼，她不知如何教学生理解课文 ：“秋天来了，天更高，更蓝了，树叶金黄了，大雁南飞了”，教科书中的北方秋天与眼前的绵绵阴雨、满山翠绿全然不同。她教的班级在全镇统考中，数学平均分 37 分，语文 56 分。她无可奈何。拿着教鞭的年轻老师，只能反复告诫学生：你们长大后想穿皮鞋还是布鞋？想穿皮鞋，就用功读书 ；你们长大后想坐牛车还是开汽车？想开汽车，就用功读书 ；你们长大后想坐飞机在天上飞还是像牛一样耕地？想在天上飞，就用功读书吧！带着狗儿猫儿上学的山里孩子，扯着喉咙喊书。读书改变命运！读书在他们更像一个体力活儿，比的是谁嗓门大、力气足。这体力，是村庄的活力，飘着国旗的村小，高昂的读书声，在寂静的山野，显得格外生气勃勃。

　　其时，村小已近历史尾声。始于2001 年 5 月，终结于 2012 年 9 月，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的十余年间，我国农村中小学数量减少一半，平均每天消失80 多所。“撤点并校”的政策初衷是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在“有学上”之后，还要“上好学”，但政策实施中一些地方出现了“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现象。一个村庄没有了学校，就像一个家庭没了孩子。青壮年外出打工，家还在村庄，人有根，心就安稳；但学校拆了，孩子走了，村庄便衰老了。学校的根基在哪里？学校如同“悬浮的孤岛”，不仅外置于村庄，也高悬于所有日常生活之上。在质量与效率的旨趣下，原本是传递文化、延续整体生活方式的学校被异化为一架体制性的“社会阶梯”。“如是则使人生只有斗争，只有分离。而社会上也只有聪明强壮的成功，不管愚笨病弱的失败。尽他们的痛苦、怨恨、忌刻和反抗，教育是不负责任的。”钱穆先生批评过的赛跑式的教育重现，这是一种看似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的机会教育，更是一种结构性、体制性的功利主义。

　　那些被严酷的竞争抛出来的人、那些走不上去的人呢？他们由此获得力量了吗？变得更有见识、更有能力了吗？初中毕业、进不了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不得不回到农村的年轻人，不仅荒了劳动的技艺，更是废了劳动的心性。他们再难回到既有的劳动秩序、生活秩序甚至价值秩序中，流而不能动。村无游民，野无狂徒，这只是一个朴素的社会理想。

　　位育失当：“苦中苦”与“人上人”

　　在社会的阶梯意象上，每个个体都是两面作战 ：一方面设法往上爬，另一方面又在不断防御往下滑。在教育机会均等的今天，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成为所有阶层（绝不仅仅是寒门）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焦虑。作为社会选拔与资源分配的“筛选机制”，教育制度承担着一对截然相反的任务 ：一方面鼓励竞争，将教育机会不断扩大到更多的群体，以便人尽其才，人尽其能，这是其“加热”机制 ；另一方面又要将被激发起来的人群限定于经济岗位、社会结构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分流大多数人，这是其“冷却”机制。教育筛选的要害正在于平衡这一悖论 ：既要努力提拔为数不多的“有才能的人”，又要试图“抚慰大多数人”。

　　在这对既“加热”又“冷却”的拉力下，农家子弟沿着教育的台阶，跨越城乡的他们，又如何拾级而上、继续“往高处走”呢？毛坦厂中学可谓“高考工厂”的典范，考分是硬道理，提高考分的唯一秘诀就是时间加汗水，题海战术，重复训练，每天学习时间长达16小时。学校需要培养现代生产流水线所需要的人力与人性：让他们能持久地、不停息地运转，惜时如金，严格自律，相互监督且竞争。他们坚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里出现了两重悖论：其一，学校以“苦中苦”来培植“打工人”行为习惯，又以“人上人”来刺激其成为社会精英的情绪与志向 ；其二，农家子弟带着动机与习惯之间的内在冲突走入大众高等教育时代，他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文凭竞争，以及不愿相信的教育“消费陷阱”。

　　苦读曾是农家子弟的唯一出路。教育机会均等是指通向卓越的机会不应受制于外在财富的匮乏。而如今，能用“苦读”逃脱“苦命”是他们的福分，“乐学”是另一个世界的逻辑。优质教育资源不断集中，也不断上移。随着资源富集的“头部”学校出现，曾经作为脊梁起支撑作用的县中“塌陷”了。 2020年，林小英曾叩问 ：那些被放养的县中孩子，出路在哪？

　　2019 年，范云霞以毛镇高考陪读母亲为案例完成博士论文，探讨“劳动家庭的教育参与”：第一代农民工离土离乡，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迁徙 ；第二代则期望借助教育，实现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的阶层跃升，但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他们大概率仍会跌入工作机会的逆向拍卖中——其竞争优势恰恰在于更长的工作时间、更便宜的薪酬。为了实现这种跃升，他们的母亲们丢掉自己的工作，以儿女为中心，但这些勤奋且无聊地度过陪读时光的母亲们，能预测出这样的前景吗？父母用自己的“苦中苦”托举“人上人”的儿女，儿女却往往鄙夷父母 ：低微的出身，不体面的劳动，是他们急于摆脱、难以面对、有伤自尊的暗伤。

　　那些跨越城乡、跨越行业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呢？有忙于挣钱养家的父亲的缺席，有“丧偶式育儿”的母亲的孤单，有阶层下滑的焦虑，有教育消费升级的攀比，重重压力下，孩子的心与父母的心还能相通吗？我们需要明白 ：“一啼一笑，彼此相合答案 ；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 是为亲人。己心通他心，此心即安乐，是为“小康”。人心尽得相通，举世大安乐，此即“大同”。

　　回归故里？

　　依恋与抗拒、心疼与鄙夷，“分裂的习性”让年轻人陷入难以自拔的沮丧：与原生阶层生活的常识、常理以及常情格格不入，不得不“向上看”“向外看”，自己的经验与情感既不能给予“切己”的支持，又被压抑、被贬低。这些脆弱的年轻人，在不属于自己的水域，或笨拙地模仿、或格格不入 ；进而不得不退却，从“空心人”转为“透明人”——他们只是在社会里，却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情感淡漠，与谁都隔着距离。对他们而言，能来一趟回归之旅吗？

　　“我可以重新找回这个极力逃避的地方，一片我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一片我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也是无论我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家乡。我回到家，看望母亲。我开始与母亲和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上不去又下不来、飘浮的年轻人，他们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积蓄着越来越多的能量和愿望，这些愿望与能量应该在基层社会找到释放和实现的途径。“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 潘光旦先生 1932 年写下的这句话，在今天既迫切，又有别样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