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教师工作第一累：班主任

　　管理学是近一百年来西方对世界的一个巨大贡献，它是随工业化、集团化、流程化而来的一种新型的人对人的关系(大多数的人把管理和统治混淆了起来)。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者的作用最大，薪金最高，权力仅次于董事会。职业经理人的地位也非常高。读完欧洲的MBA需要近50万元，读完哈佛的MBA需要70-90万元。试问：哪一位教师在师范学校学过管理学?哪一位班主任在管理几十位学生的时候得到过系统的、科学的、准确的管理学指导?

　　事实上，班主任的工作难度之大，是一般管理工作不能比的，因为学生不具备完全行为责任，他们不需要承担经济的、民事的、刑事的各种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是不被惩罚的。管理学的基本要求是：奖惩分明，所以，班主任的管理信度只能靠个人的魅力和无穷的耐心。

　　班主任的津贴是多少呢?全国统一价：平均30。有的还拿不到。

　　给大家一个参考：香港的教师，明确被告知：不用做思想工作。学生没违纪，不用管，违纪，告诉校长，就OK。全欧洲和美国，就没有班主任一说，教师上课的原则是：是不是按部就班的按照课本教，是不是按照常情处理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教育学生的思想，是全社会的事情，不仅仅是哪所学校的事情，更不仅仅是哪个教师的责任。一方面是工作的定位不科学，一方面是工作的内容无边无际，一方面是待遇出奇的低，一方面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技术培训。所以，教师工作第一累：班主任。

　　教师工作第二累：行业保障单薄人的生命是有周期的，旺盛期不过30年。从25-55，是工作的黄金时期。这其中，25-35是经验积累，35-45是成熟期，45-55是收获期。如果一个行业是所谓的吃青春饭的，那它的早期收入就比较高，比如模特，几万元一个月，很正常，因为20岁的模特已经“老”了。如果一个行业是经验主导的，那么它的后期综合收入就应该比前期高几倍。比如医生。主治医生主要凭正确的判断而不是忙里忙外来工作。还有一种是暂时性的行业，那么它的福利，特别是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就会在一开始就占行业成本的大部分。如此，人心才安。可是教师就不走运了。30年教龄的教师，如果担任一线工作，强度和刚刚工作的青年人是一样的，工资却没有巨大的区别。也就是说：30年的工作，基本是平行发展的。收入的平行抵不过体力的下降，再加上谈婚论嫁，养小送老，买房看病，一个正常的年轻人，踏入教师的行业，30年下来，顺顺利利也只能刚刚自保，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就容易跌入生活的窘境中。怎么让人不天天提心吊胆?

　　中国教师累不胜累的第三大原因：社会化过程被省略，工作能力没有完整的系统的培养。设想有两位水平差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一个进外企，一个进中学。看看他们的最初五年。进外企的那位，在进去时，就过3-8关。初试，面试，复试，笔试，再面试，总部再试。过关了，进去了，就是无休无止的培训(在外企，培训是员工的福利之一，因为他们培训的内容确实是可以提高人的素质的)。首先是人力资源部门的通识教育。工作的规范要求，工作的程序，从穿着的品位到说话的声音分贝的大小，从不同国籍的员工的不同生活习惯到如何正确使用办公器材，从怎么接电话到遇到问题选择什么途径反映，从如何应对压力到如何安排工作内容的前后顺序，等等。接着是直接领导的手把手培训。有的外企细致到头发的长度，发式，衣服的档次，和不同的人讲话的体态。第三是外企的文化的熏陶。比如：注重个人的形象，注重团队协作，注重学习，注重个人价值的提升，注重发展的机会，懂得用数据和逻辑说话，懂得按程序办事，懂得关注整个行业的趋势，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尊重别人的时间、私隐，讲求效率，追求目标。等等等等。说到底，他在五年里，会被训练成一位适应社会，眼光开阔，待人接物的技巧和为人处世的方法都非常成熟的白领。面对未来，他接受不确定，他不怕换工作，他可以开始设计人生，可以找老板重新谈薪水，可以再次走进人才市场，甚至如果已经有了管理经历和经验，更可以上猎头公司的名单。

　　进入中学的那位，年轻，有朝气，担任班主任，从早到晚，假期补课，周末加班，不停的教，处理学生的各种问题，被学生当作大哥哥，当作知心人，对他仰慕而佩服。他无休无止的重述中学的知识，没有时间培训，甚至没有时间充电，因为工作的内容琐碎而具体，工作对象年龄小而幼稚，工作环境相对封闭而简单，他没有觉得自己需要立刻大量的学习在大学没有学过的社会性内容。他找学生谈话，没有人告诉他：你要考虑处理这个问题的成本和效果的比，你要考虑这件事情和你的目的相关性有多大，你要考虑这件事情在你的整个工作中的重要性和紧急性的排名，等等。

　　因为不知道，或者，知道却没有答案，于是处理一个问题时，成本过高：非常生气(对身体有害)，骂学生(一般在处理了第100个相同的问题后)，用好几个小时批评学生的一个习惯(习惯不是批评就能改的)，给家长打电话投诉花去半小时，心情不好吃不下饭，脾气不知不觉变坏，身体不知不觉变差。

　　说到底，他在五年里，因为他太早就教人而不是被人教，太早获得认可而不是像别人一样有个爬坡的过程，很容易自满和产生高高在上的感觉，放弃系统的进修、培训，毕业时的优势已经不存在，倾注了心血的班级毕业走人，因为当班主任出色而必须再当下去，说不定被领导重视安排在毕业班当“骨干教师”，一个更加辛苦的五年在等着他。脾气暴躁了，开始抽烟，最习惯的事情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试题、资料，然后是整理、归纳，然后是改作业。开始学会偷懒，开始怀疑自己的未来。

　　教师工作第四累：在象牙塔中逐渐被社会边缘化人情、面子、关系，这是在中国生存的三个法宝，也是外国人最难理解的中国特色。这就像民主、契约、理性对中国人也很难理解一样。这是一个重要的矛盾：中国人在大学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顺便的接受了支撑这个体系的文化底蕴：科学是理性的结果，法律是契约的结果，三公(公开、公平、公正)是民主的结果。尊重科学，遵守法律，追求三公，是在大学里理所当然的思想。于是，人情、面子、关系就成了“中国特色”的东西而不登大雅之堂。进入社会，一位大学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领悟这个中国特色，接受这个中国特色，学习这个中国特色，然后才被称为“成熟”。领悟，接受，学习，不是容易的。除非是小部分对社会有比较深入接触和洞察力的年轻人，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有那么几次“头撞南墙”、“面对黄河”的经历才会承认，才会“洗心革面”地“重新做人”。事后回想，就明白了朱自清说的“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一位从课堂(大学)到讲台的年轻人，如果上课没有问题，他几乎可以在校园里几年不和“ 围墙”外发生关系，也就没有什么“头撞南墙”“面对黄河”的机会。因为在校内也会有磕磕碰碰，但作为大部分的教师中的一员，他很容易得到平衡：教师们的基本氛围就是互相安慰，指责领导(当然是背后的)，让人觉得：我是没错的，错在领导。我是有水平的，就是被误解了。于是，失去了领悟、接受、学习“中国特色”的机会。可是，要在社会上办成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人情、面子、关系，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而一个人，在过了相对轻松的22-28岁的几年后，现实就会扑面而来，一浪接一浪。这时，考验一个人的“办事能力”的时候到了。

　　老师最大的人情，是学生(其实，本来应该是学校，但学校的“情”——说得夸张点——就是在你得了绝症之后组织老师到家里看望你以及安排你做轻松的发报纸工作而已)。学生在校时，对老师的尊重是真实的。但是，他们上了更高一级的学校，他们会发现过去的老师有的讲错了，有的讲浅了，有的没有讲。“怪不得就是只能教小学，水平就那样”。也有的学生，记得老师的好，但到了社会，自身难保，等有个一官半职，老师也临近退休。更何况，绝大部分的老师，是羞于向人开口的。

　　老师的面子，跟学校的档次，个人在社会的影响力，在学校的职务关系最大。但就是国家重点学校的校长，最高的档次了，也没有多大的面子。因为学校是教育局领导的，中学的校长也就相当于科级干部。重点的相当于副处级。(北大的校长当然例外了，北大处级就有140多个，但就是北大，“教授不如管饭堂的”言论不是也上了中央电视台吗?)校长如此，普通教师就更不用说了。

　　教师的关系，基本谈不上。因为教师的工作是封闭在校园里进行的，不用和“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除非是和家长交流。但是，家长一般是因为孩子在学校才对老师“礼让三分”，孩子一离校，甚至一离班，关系就断。一来因为教师本身就没有建立关系的那个想法，二来家长(在孩子离开了学校后)仍和老师建立关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

　　教师工作累不胜累的第五个原因：学生的折磨在特异功能盛行时曾经有个说法，那些“大师”们最怕的就是中学生，因为中学生最无所顾忌，既不像小学生那么约束，又不像大学生那么“懂礼”和“收敛”。他们在行为上是什么都敢试的。文革闹得最凶的，就是中学生。上山下乡，罢课闹革命，“我年轻 / 旺盛的精力像风在吼。/ 我热情 / 澎湃的生命似水在流”。

　　中学的老师，面对每个班40-80个精力正旺、自制力很低，对世界充满好奇和准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探索的学生，随时都会遇到一些极端的事情，从成人的角度看不可理喻的事情。每个教过中学的老师都有这方面的体会。当众撒谎，抵赖，有意的伤害，过激的手段，幼稚而自认为成熟，需要老师无条件的爱却随时会说出伤害老师的话和做出伤害老师的行为，并且，认为老师的爱是理所当然的而任意挥霍。——这是从成人的角度看。任何从这个角度看事情的教师，都会有筋疲力尽的感觉。

　　必须换一种角度：看出他们长大的身影里还非常幼稚的心，他们的想法经由他们无法负责的语言说出，他们的行为是只讲眼前而忽视未来的，他们在大量接受新的事物的同时却牢牢的保留家庭小环境给他们的真实深刻的影响。

　　教师累不胜累的第六个原因：领导管理上的无知和统治上的权力欲在上世纪出现管理思想之前，政治是社会的权力的集中形式，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所要学习的是权术，所要运用的是领导(追随者);统治(管辖者)和消灭(反对者)。所谓权术，就是领导的艺术、统治的能力和消灭的方法的集合。美国的三权分立为代表的社会架构，是对权力的深刻认识和自觉约束。但是在东方，在中国，自秦以来的的600多位皇帝，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夺权”“得权”“用权”。可以说，25史，就是一部“夺权”“得权”“用权”的记录。

　　在管理思想被广泛认识和深刻理解之前，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观念：权力和个人的自由是必然冲突的。个人必须为了统治者的权力而牺牲自由。这些话大家应该很熟悉：“个人和集体”，“为了祖国的利益，我甘愿……”“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时刻准备着……”“大我与小我”“公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出现了世界最复杂最细腻最丰富的“权术的艺术”和“权术的环境”。小到一个部门的领导，也会反复研究历史，从中获得“启发”，让自己的号称“管理”实为“统治”的行为能顺畅。

　　中国的统治者，可以分为好几种类型：法家型——以秦始皇为代表，儒家型——以汉文帝为代表，道家型——以明神宗为代表(当然，最常用的是“外儒内法”型)。无论哪种类型，都有其“理”“义”“用”三个方面。

　　说了半天，说到学校了。目前的学校的管理者，绝大部分是教师出身，如果说在专业方面一般都有拿得出手的活，但在“管理”上，很多是外行。最了不起的是在走马上任前接受为期1-3个月的“教育管理”培训，然后就是一年的考察期(试用期)，和说不定的副职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之中聪明者，很快就完成了角色的转化：从教师变成领导。从关心学生到关心教育局，从研究教材到研究文件，从天天上课到天天开会。内心的变化是明显的，苦尽甘来。他的教学经历和教育局的要求成了他领导的思想核心。注意：他不是以管理的规律为指导思想的，但是他的一切行为都被称作管理。在他的心目中，现实的正确的顺序是：教育局第一，以他为核心的“自己人”第二，社会关系户第三，中层第四，学生第五，教师第六。这是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的顺序。

　　从管理学的角度，教师应该是一个学校的利益的创造者，学生是一个学校的品牌的体现者。但事实上，学校的领导心中，如果他不把教育局放在首位，他的位置必然不保;如果不关心“自己人”，他的事情就没有人去“做”;如果他不顾及社会关心户，他就不能利益最大化;他不顾及学校的中层，他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学生和教师，哈哈，不是不考虑，而是很难顾得过来。

　　祸不单行的是，学校的领导，往往不仅谈不上领导的艺术，就连领导的能力都成问题。因为他在最能学习的年龄，是学习怎么做一个教师。所以走上领导岗位了，他的领导总是变成两件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学生的成绩，上级的各种检查，学校的各项纪律，每年的各种考核、升职、晋级、奖金，老中轻的隔阂，小团体的冲突，全都成了他的砝码：任何一个想和他作对的人，都会当作“修理”的对象。修理的方法因领导的修养而定。修养好的，让你在学校的主流之外，好处没有你，干活就是你。修养差的，干脆想办法开除你。

　　教师累不胜累之七：内耗成本出奇的大有句流传颇广的话：知识分子最麻烦。

　　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一是研究所，一是大学。如果把知识分子分为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中国特色的又一个词)和普通知识分子，那么大学是高知的天下，中学就是普通知识分子的天下。

　　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定位，因为历史的原因而非常特殊。一、数量相对少。古代的秀才是法定无需从事体力劳动而直接从政府部门或者宗庙祠堂领取生活必需品的群体，这也就导致数量上不去，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不事劳作的群体不可能很大。二、地位中等。严格的说，古代知识分子批量出现应该是在隋唐有科举之后。之前的知识掌握在贵族阶层中，之后，读圣贤书，替圣贤立言，替生民请命，替往世续绝学，替万世开太平，成了知识分子追求科举的精神归依。这种给知识附加“崇高”感的做法，也是中国特色之一。无权而有地位，这导致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特别强，特别敏感。就像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一样，如果一个皇帝“礼遇”贤士，就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感激涕零”。

　　知识分子中不得志(考不过科举而进不了官场)者，很多会选择开私塾，成为“先生”。“先生”和“老师”在古代是不大相同的。韩愈的名言大家都知道了，师有三件事：传道，授业，解惑。“先生”，只需完成第二件事，另两件是“老师”的事。后来，混为一谈后，知识分子中又分化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教师。

　　古人云：师道尊严。知识分子本来就自尊感强，再来个师道尊严，教师就不仅具备了知识分子的细腻，又再加之双重的自尊，在出世入世间，教师的心理演绎得格外的复杂。也因此，学校成了人事最复杂的地方。学校内的三大对立集团：教师阶层vs领导阶层，毕业班教师vs 非毕业班教师，老教师vs 年轻教师。学校内的次三大对立集团：文科教师vs理科教师，高中教师vs初中教师vs小学教师，班主任vs普通任课教师。学校内的末三大对立集团：教师vs后勤，主科教师vs“副科”教师，想出人头地的教师(有“野心”)vs 想平平安安的教师(“混日子”)。

　　一位教师因为在这九大集团中的身份不同而在学校有不同“地位”。“地位”之错综复杂，千丝万缕，是外人无法理解的。举例说，新学年，一位教师，从初一到初二，是顺利。如果直接到初三，就可以接受祝贺(因为是毕业班，这是把关教师)，如果是升入高一，就要请客(因为进入了另一个阶层)。当然，反过来就麻烦了。如果担任班主任，那就要看领导的目的：一、可能是整你。二、不可思议的是，可能是要扶持你。

　　一所学校，几十位教师，就这么无休无止的在蝇头小利中，用敏感而 的心在争夺、排挤、拉拢。有人自愿回避而退出，有人乐此不疲而兴奋，有人无可奈何而应战，有人莫名其妙而陷入，有人身经百战而扬名，有人身败名裂而倒霉，有人长于谋划而成军师，有人长于调停而成“师爷”，有人风头强劲而被压上重码，有人已经过气而被同情。

　　教师累不胜累之八：政府不重视，法规不科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教育的作用首先被考虑的就是对GDP的贡献。

　　能出口创汇吗?能解决就业问题吗?能成为纳税大户吗?能成为政绩工程吗?能成为城市品牌吗?如果能，都是间接的。更间接的是，国家对教育不是重点投入。这仅有的一点钱，表面上是用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偏重高校。按我们的周济部长的说法：“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六年之中，规模翻了两番。”表面是上偏重西部，其实是偏向东部(因为教育经费是各级政府出钱的。预算出的钱，西部政府往往出不了，东部往往超过)。国家有一项对北大的专项投入，分5年给付，其数额相当于西部7000所中小学一年的预算经费。为什么会给北大呢?因为北大的人说，给清华的钱是给北大的几倍，但让我们和清华一样质量，太不近人情了。于是就给个专项。到中小学的，还剩多少?咱们的教育部部长也说：“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因为如此，各级政府的教育(部、司、局)都不是肥水衙门，不吸引人(才)。看看工作安排就知道了，“老王啊，这一阵子风声紧，下面议论很多，上头又查得严，你不如先到教育口干干，税务的那摊子事情就交给别人好了。你看怎么样?”这是对有错误的干部的一个“处分”。

　　没有钱，当然就吸引不了一流的人才。看看教育部门的头：周济，24岁从清华的精密仪器系机械制造专业毕业。32岁读机械系的研究生，34岁到美国，还是读的机械专业。36岁回国进华中理工大学。然后是15年的大学经历。52岁入湖北政坛。最有意思的是：2002年1月当选武汉市市长(55岁)，3个月后就突然任教育部部长、党组副书记。周济部长的强项是什么呢?“长期致力于优化设计、CAD、数控和CIMS技术的研究和工程应用，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并有显著的应用成效。先后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教学成果奖20余项”。请看，有没有“教育”二字?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管教育的人在教育研究上没有任何的成果，可以说，至少不是个内行。外行领导内行，你说教育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呢?第一、有门路的就要换到肥水部门。第二、没门路的就和局长搞好关系，这样可以搞一两个示范学校。第三、一杯茶，一份报，到退休。这样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国家的要求、计划、精神、指示，到了各级教育部门，就只有一件事——层层加码，下发到学校，最后变为教师的工作内容。这些要求，重复，矛盾，繁杂，碎屑，甚至是离谱、荒谬和违法(有一个学校要求教师备课必需用某一个型号的圆珠笔，因为这样好看。有一个学校为评省一级，过去3年的档案全部造假，校长说：“不这样做的老师，立刻下岗，不要在学校混。”)

　　法国人萨特在论述法国被占领时人们的心理：“我们不怕牺牲，我们怕白白牺牲。”套用在我们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的管理上，一样正确。

　　拿备课来举例。备课，是上课前的准备工作。严格说，从教师的穿着到上课中的内容设计，都属于备课的范围。但一般把“教案”当作最重要的一环。教案，分为详案、简案、微案。总的说来，一个学校的教师，大部分都必须备详案。部分老资格的，有名望的才能备简案。微案一般是领导的专利。

　　一个标准的详案，包括“课题、目的、重点、难点、教具、教时、设计、过程、教后”9部分。一份参加比赛的详案，一个课时的量可能就达到几万字。正常的一份详案，也不会少于800字。年轻教师可能平均达到1500字才能过关。字数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判定一份教案达标的，还有：字迹(如果是给上级检查的更是如此，教师的一个不好的名声就是“字都写不好怎么当老师”)，版面，教学重难点对不对，教学设计合不合理，过程的逻辑性强不强等等。这么一份谁做过都叫苦的工作，最麻烦的还不是制作过程，而是检查。检查教案的人分别是：备课组长、学科组长(年级组长也有机会)、教务主任(教研主任)、校长、教育局领导。注意，这些人对教案的要求是 不同的，所以一个教师的教案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查出问题。无论你多么的用心，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满意。因为怎么样的教案是合格的、优秀的，没有确实的标准。所有的标准都是“模糊的”，教育的一个名言“教无定法”给了“模糊的”“标准”一个借口。最后，标准就变成了：你和检查的人关系好不好。如果你的教案非常之完美，还有两句话在等着你：一句是：花里胡哨;一句是：备得好不等于上得好。如果你神奇的竟然按照教案顺利地上了课，更难听的话来了：按部就班，没有创新，拘泥于教案，不懂得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如果这一切你都可以忍耐，你心里装着的是学生，是课堂。你会发现，有经验的老教师告诉你(常常是这样)：好老师是不按教案上课的。你就糊涂了：千辛万苦备的课，不按教案上，备来干什么呢?为了检查!而检查，如果是你和检查的人关系不好，难度就会大八度。如果是教育局检查，就看你们校长和检查的人关系好不好。到这里，可以发现，这个耗费你心机的事情，意义远远没有你听到的那么大。滑稽的是，事实上，你很可能为自己的上课另外再备了一个教案。这就是怪圈：你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你的有意义的努力，你甚至不能公开。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类似的行为非常多。你的人格不得不分裂为两部分：场面上的和私下的。你学会了把学生分为两种：懂的和不懂的。把说话分为两种：台上的和台下的。把工作分为两种：说的和做的。把知识也分为两种：课内的和课外的。把表情也分为两种：给人看的和没有人看到的。一切都两种了。你变成了两个人。

　　当然会有年轻人不服气，我要过有尊严的生活，我要统一，我要真实，我要不屈服。等待他的，就是磨难。磨，日子一天一天的磨他，困难一个一个的难他。先从教案开始吧。“你要重备(教案)。这样的教案不合格，对不起人民教师的称号，辜负了党和国家对你的期望，也辜负了家长和学生的期望……”“可是我完完全全按照要求备的教案啊!”“你的问题在于你听不懂话。教案就反映出了你的教学思路和教育局的要求不一致。”“你们不是说要素质教育吗?”“对啊!你以为你的那一套就是素质教育，其他人的就不是?”……你为之努力的事业，竟然需要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来作封面。如果你把封面做得很好，你就感到你的人生是空的。如果你不做封面，你这本书也没有机会出版。你永远的告别了年少的轻狂，你永远的告别了简单得和水一样透明，你永远的不再对未来有敞开的希望。——如果你要在中国的教育界搞出点名堂。

　　你终于明白了，教师累不胜累的第九条：工作本身无聊透顶，学校和教育界有自己的潜规则全国有1200多万教师。我们一起，负责一个民族的教育。我们的生存，却和我们的责任不符。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没有权，没有钱，更没有势。每年的6月，都有肌肉结实朝气蓬勃的毕业生心情激动的进入校园，和他擦肩而过的是曾经和他一样年轻过的现在已经满头银丝满脸苍茫一身是病的退休教师。我们的生存就这样的默默存在着，生命就这样无言的流逝。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学生，但是，我们没有自豪感。从内到外，从精神到物质，从东到西，从 50年前到今天，我们就像土壤一样的养育着这个民族的童年、少年。我们的沉默是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的。我们的命运不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也不可能改变。经济可以富国，版图可以大国，军事可以强国，但民族的体质却唯有教育。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这个歌颂金钱的时代，这个见面就“恭喜发财”的时代，这个超女就是英雄的时代，不是我们教师快乐的时代。

　　写完累不胜累的九篇，我想到1200万人。1200万个被称作教师的人，肩上是13亿人的教育。每人100多个，每个肩膀50多个。你说累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