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教育领域 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而其中教育公平是最重要、最基础的社会公平之一。近年来，关于社会平等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机会平等上，根据对“机会平等”的主流学术定义，教育机会平等的概念可以解读为个人获得教育的机会与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禀赋因素(地区、家庭背景、性别、民族等)无关。

　　在教育领域，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对收入增长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具有显著影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也可部分归因于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不平等。靳振忠、王亮、严斌剑等人在最近发表的《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测度与分解》一文中，对我国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不平等程度、不同环境因素以及制度变化对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差异性贡献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

　　关于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不平等问题的既有研究主要从社会制度环境、地区环境和家庭环境三个角度探究环境因素的影响，发现社会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城乡分割以及家庭背景的确对高等教育公平具有弱化或增强的重要影响。但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方面检验某单一环境变量对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影响。该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从整体出发，首先从横向角度将不同因素贡献进行分解，然后从纵向角度探究不同因素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变化趋势，主要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不平等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探究：

　　(1)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各类环境因素的差异性贡献;

　　(2)不同影响因素贡献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3)高考制度变革对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影响。

　　该研究使用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学术机构共同执行的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数据覆盖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西藏、青海及港澳台地区)出生于1916-1996年间的受访者。研究主要运用基于logit回归模型的Shapley分解方法，选取个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二值离散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高等教育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定义为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选取宏观环境变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异)、微观环境变量(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政治学龄期父母是否就业、学龄期家庭所处层级以及学龄期父母是否担任行政职务)以及个体特征(性别和民族)三大类环境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每一解释变量均为二值或多分类离散变量。

　　首先该研究尝试进行影响因素贡献的分解。根据解释变量的不同将样本分类并使用logit模型将因变量回归在所选取的解释变量上，据此计算出不同分类的样本概率。然后计算不同类别群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差异与总体平均值的相对差异IOp值以衡量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程度(IOp值为0时高等教育获得机会 平等，为1时则处于 不平等)。进一步，根据Shorrocks(2013)提出的基于回归的Shapley分解方法，以不同轮次剔除某一解释变量后计算的IOp值变化(边际贡献)的平均值相对于总IOp的比例，也即相对贡献度百分比，衡量该解释变量对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程度，从而实现影响因素的分解。

　　其次，文献通过将样本依据个体出生年份划分为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及80年代五个群体进行回归，研究不同因素贡献的变化趋势。最后，该研究通过对比出生于50年代(经历停止高考)与出生于40年代和60年代(经历全国统考)的样本回归结果考察全国统考的影响，通过对比70年代(经历全国统考)和80年代(经历高校扩招)的结果考察高校扩招的影响。

　　因素分解的研究结果表明：

　　(1)就宏观环境而言，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个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大;相比于农村地区，城市地区的个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大。

　　(2)就微观环境而言，家庭文化因素(父母受教育程度)比家庭经济政治因素(学龄期父母是否就业、学龄期家庭所处层级以及学龄期父母是否担任行政职务)的影响更显著，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则个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大。

　　(3)就个人特征而言，男性相对于女性、汉族相对于少数民族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大。

　　比较而言，家庭文化因素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的贡献最高(34.4%)，其次是城乡(28.1%)、地区(18.7%)和家庭经济政治因素(14.7%)，个人特征的影响则远低于其他因素(4.1%)。家庭经济政治因素的贡献主要受到政府大众教育规划等干预措施的影响。而家庭文化因素的显著作用则在于政府干预政策虽然能够有效阻断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子女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但是却难以阻隔家庭成员间文化的传承。如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父母在学习方面给予子女更多帮助，导致具有更高学历的家长的子女在争取有限的教育资源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城乡和地区差异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贡献较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和地区间长期存在发展差距，初等及中等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城乡间分配不均。

　　分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

　　我国高等教育获得机会总体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改善，IOp值每十年降低约0.04。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差异以及城乡差异在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中的影响始终显著。家庭文化因素对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在逐渐增大，文化因素代际传递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早期普遍较低的文化水平导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均难以提供较多的帮助，但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教育分层现象的产生导致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力也产生了差异。同时，除80年代外，家庭经济政治因素对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相对贡献都较为显著，但整体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个体特征对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贡献不稳定，但整体相对较低且近年来呈进一步下降趋势。

　　制度变化研究的结果显示：

　　出生于50年代群体的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不平等程度高达0.530，显著高于40和60年代，说明相比于推荐制，统考制通过有效降低个人寻租空间推进了高等教育公平。但进一步比较发现，全国统考虽然有效降低个人特征带来的不公平问题，但也会使区域差异更加显著。实施高校扩招政策后，总体不平等程度仅仅从0.384降低到0.348，但同时城乡因素的相对贡献度上升了6%，教育代际传递现象也更为明显。这说明高校扩招政策的主要受益群体是城镇居民，拉大了城乡和家庭差异所导致的差距。

　　该研究的结果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在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中的确存在机会不平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不平等程度在逐渐降低。

　　(2)城乡地区差异始终显著，家庭文化因素大部分时期是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且影响不断增大;家庭经济政治因素逐渐降低，近年来已不构成主要因素;个人特征始终不构成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3)全国统考制度和高校扩招政策均可一定程度上降低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不公平程度，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

　　基于以上发现，该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首先，在更好的制度出现之前应当继续坚持全国统考制度。

　　其次，需加强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为高等教育打好公平基础。

　　最后，针对教育代际传递问题，政府可加大对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并通过家校沟通、亲子沟通培训项目等制度供给，让家庭文化资本积累不足的群体能够通过享受更多公共教育资源、加强代际间交流来弥补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